TOP

赵晓峰等:规则意识、合作权能与农民合作社法治建设
2016-08-13 10:11:47 来源:《人文杂志》2016年第8期 作者:赵晓峰 赵祥云 【 】 浏览:605次 评论:0

 

 

规则意识、合作权能与农民合作社法治建设*

——社员的视角

 

赵晓峰  赵祥云

 

 

内容摘要:加强合作社法治建设,是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农民的规则意识仍然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和地方性特征,虽然《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推出,使农民获得了基于正式制度合法性的现代型合作权利,但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依然对地方惯习与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保持着较强的认同感,没能及时提升起合作权能,这构成制约农民合作社法治建设的内在因素。同时,农民的法律观具有显著的“情境化体验”特征,这就要求国家立法与执法机构逐渐收窄执法尺度,在合作社的发展中规范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的利益关系,当社员捍卫法律赋予的合作权利的时候允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在不断出现的情境中获得对现行法律的切实体验,在体验中生成对现行法律的认同感,从而推动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合作社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规则意识  合作权能  合作社  法治建设  情境化体验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与国际合作社联盟规定的合作精神与合作原则相对照,中国大陆新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先天不足,合作社异化发展的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加快推进合作社立法,规范合作社发展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077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下文简称《合作社法》)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农民合作社法治建设进程的开始。

然而,学界很快发现,《合作社法》的实践效果并不显著,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存在着股权分配不合理、管理机制不完善、盈余分配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运作规则往往偏离国家法律设定的范畴,合作组织在发展演变中出现了本质规定性漂移、[]合作制度“名实分离”[]等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的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制度演变中出现了从“合作制”向“会员制”蜕变的发展趋势,并突出表现为弱势社员的合作权利困境,使合作社越来越远离其发展的组织宗旨。[]为此,学界呼吁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同时,合作社发展中呈现出的复杂局面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48月,农业部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农民合作社的质量。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明确强调要逐步完善覆盖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因此,现阶段加快农民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进程,不仅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且得到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

加快合作社法治建设,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法规的颁布。因为合作社法治建设会形塑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结构“既是行动的中介,也是行动的结果”。[]所以在健全法律法规为合作社社员提供行动中介的同时,还必须让作为结构中的行动者身份出现的社员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践行这些法律法规,以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另外,合作社强调的是“人的联合”,如果社员无法对合作社相关的法律法规产生信任和认同,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失去承载它的社会基础。鉴于此,本文将研究重心放到社员身上,引入“规则意识与合作权能”的分析框架,探讨农民的法律观念以及合作行为逻辑,藉此为合作社法治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二、规则意识与合作权能:推进合作社法治建设研究的社员视角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简单来讲,我们可以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其中来自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是典型的正式制度,而来自地方社会的惯例、习俗、民间法等则是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可能会因政府部门的决策而在朝夕间发生变化,但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却不会对正式制度作出即时反应。因此,这些非正式制度嵌套在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这就意味着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交织和彼此作用将会长期存在,社会诸领域均会存在规则多元化的客观现象,农民合作社的法治建设也不例外。

研究合作社法治建设,就需要关注社员的规则意识,分析社员对规则的反应。综合来看,在推进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过程中,社员规则意识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这些正式制度构成合作社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但是,现阶段相关的正式制度基本上停留在文本层面,大多仅是转换成了“挂”在墙面上的章程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合作社的制度表达与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却没能转化成为现实的制度实践,难以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力。由此,在农民合作社制度化的过程中,即便国家立法机构颁布实施了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也没能出现预期的从低级向高级的变革过程,中国农村小农户经济的性质没能发生实质性改变。[11]二是来自地方社会受地方文化滋养的惯习等非正式制度。受农民朴素的公平观念的影响,普通社员在合作社的发展中,倾向于认为核心社员[12]相比自身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投入了更多的私人资源,理应享有更高的收益回报。甚至,通过与未能入社但与合作社保持业务往来关系的其他农户相比,他们由于能够得到核心社员的庇护享有更多的合作收益,不仅不会捍卫法律赋予的正当合作权益,而且还会对核心社员产生感恩和效忠的心理。[13]因此,嵌入地方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影响深远。仅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它使普通社员满足于接受合作社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的不合理现状,从而使合作社的法治建设缺乏内生的积极推动力量。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育出的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突出地体现为投资者获利并掌权的市场规则,并在合作社的发展中,表现为核心社员在创办合作社的初期阶段即依赖自身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源禀赋掌握合作社的控制权,并在合作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谋取远比普通社员更多的合作收益,另一方面持续强化对合作社的支配权,构建对己有利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与管理机制。受此影响,合作社的主要权力只会越来越牢固地掌握在核心社员手中,而使普通社员获取合作收益的能力不升反降,使合作社背离制度“益贫性”的发展宗旨。[14]

由此可见,《合作社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仅具有形式绩效,只是转换成了对合作社发展缺乏有效约束力的章程制度。而真正发挥实践价值,规约合作社发展的是蕴藏于地方惯习与市场惯例之中的非正式制度。这里将市场惯例归类于非正式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社与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合作社是经济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以服务社员为目的的非赢利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而企业则强调资本的联合,天然地以盈利为组织目标。因此,以企业为主要规制对象的市场惯例与以合作社为主要规制对象的《合作社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相比,二者在农民合作社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双方规约的原则与内容发生冲突,前者并不具有合法性,理应让渡空间给后者。但是,由于国家为了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主动放宽执法尺度,未能切实维护正式制度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降低了合作社违法违规运营的法律风险和交易成本,并使非正式制度拥有了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实践空间。因而,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即是要逐步确立《合作社法》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的主体地位,使正式制度逐步替代非正式制度成为规制合作社发展的合法性理据。

同时,还要看到,非正式制度在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仍将长期存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将会共同对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引入“合作权能”的分析概念来分析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逻辑。合作权能指的既是一种合作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来自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也可以来自地方惯习和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又指的是一种合作能力,即将合作权利转化成现实的合作行为以捍卫自身正当抑或合法的合作权益的能力。因此,本文将合作权能界定为农民基于正式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正式制度的合理性而享有的一种合作权利,以及拥有的保证这种权利实现的能力。同时,本文将关注的重心指向后者,只有农民在具备某种合作权利的同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合作能力,才认为农民有相应的合作权能。反之,如果农民只享有名义上的合作权利而没有具备保障权利实现的能力,则视为无相应的合作权能。在推进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异质化的社员拥有不同的规则意识和合作权能,自然也会有着不同的合作行为逻辑。此外,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农民的法律观也不会停留在地方惯习与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层面,而会向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方向逐步迈进。所以,农民的法律观,不能用非此即彼的、静止的视角来分析,而应该采用动态的、过程性的、建构的视角去看待。这对理解合作社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未来至关重要。

三、农民合作行为的理想类型与合作社法治建设的理想图景

如图1所示,在“规则意识与合作权能”的分析框架下,农民的合作行为可以被粗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类型D指的是农民认同嵌入地方文化中的惯习等非正式制度,没有合作权能,典型的表现为“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原子化现象,其实质是农民没有基于地方惯习合理性的合作能力。然而,类型D所反映的现象在地域社会里可能并不是一种常态,类型C才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在类型C中,农民虽然认同的也是地方惯习,但是却有合作权能。这种情况在中国乡村社会里往往更加普遍,只不过这种合作权能并不是建立在众人平等的等距离合作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成员之间彼此不平等的非等距离合作的基础之上。曹锦清在质疑中国村落里的农民缺乏合作能力的同时也指出,一旦“出现一个能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能全心全意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带头人’如南街村的王洪彬、竹林的赵铭恩那样”,他们还是能够联合起来。[15]只是因为长期浸染于地方文化中,农民的合作与联合依赖的不是现代法律与契约观念,而是私人网络型关系和有威信、有号召力的能人。能人指的是在某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在乡村社会里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能够谙熟地方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从而能够有效地影响社区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由此,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中往往扮演着“动员精英”的角色。[16]

所以,在《合作社法》出台之前,正是这些“能人”成为领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力量。能人领办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合作社的骨干社员,进入管理层,想要推动合作社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承担两种合作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指的是能够被换算成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手机费、交通费、招待费等;隐性成本,即机会成本,是农民为了创办合作社而放弃从其它工作中获取收益而产生的成本。[17]为此,他们在合作社的发展中会更多地遵循市场惯例,掌握合作社的决策权、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超额索取与之贡献相匹配的合作收益,使合作社成为建立在“资本的联合”而非“人的联合”基础之上的经济组织,背离国际合作联盟规定的民主管理、资本报酬有限、按交易额比例分配盈余等基本原则。不仅是农村能人领办的合作社不会主动构建符合“益贫性”发展宗旨的合作制度,而且外来的农业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也是如此。企业进入农业经营领域,组织农民创办合作经济组织,只是为了借助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以比自身更低的交易成本将分散的农户整合起来,稳定货源,提升农产品质量。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村能人,他们在推动合作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难以主动分权让利给普通社员。由于农村能人和外来企业承担了合作组织运转的制度成本,而大多数普通社员在合作社中的参与程度极其有限,导致他们对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能人控制”和“资本控制”等现象持宽容的态度。这是能人和企业领办型合作社非规范化发展的内在原因。


 

 

 

 

随着《合作社法》的正式施行,农民的合作行为进入类型B所示状态:农民原则上可以依靠法律和章程规定,自愿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并依据民主控制的原则参与合作社的管理。但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以及与合作社有业务往来却未能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却依然缺乏合作权能,很难主动站出来捍卫法律赋予、章程明文规定的合作权益。他们的规则意识依然来源于地方惯习和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而非法律法规和合作章程等正式制度,他们仍然寄希望于“能人”,习惯性地依赖“能人”的号召力和带动能力,并从中获益;他们仍未能对源自法律合法性的正式制度产生足够的认同感,不会为了争取法律赋予的合作权益而去与“能人”沟通、协商或抗争维权。不仅普通农民如此,“能人”也是如此,他们认同的也是地方惯习和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即便他们带领合作社制定了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制度,却大多将之视作获取合法身份的权宜之计,不会主动去践行这些对己不利的合作制度安排。由此,领办合作社的“能人”基本上都是一种“克里斯玛型”权威,而非“法理型”权威。[18]这些“能人”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依靠普通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成为合作社的领办者、推动者、主导者。很明显,类型B代表的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合作行为逻辑,他们仍然没有具备源自正式制度合法性的合作权能。因此,农民的合作行为尚有待向类型A发展。

在类型A中,合作社的所有社员不仅对现代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正式制度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能够主动遵守合作社的章程制度,而且还能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具有强大的合作权能。在这种状况下,合作社的领办者成为一种“法理型”权威,由社员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选举产生,受社员监督;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是一种等距离的合作关系,均享有合作社章程制度规定的合作权益;合作社的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是一种高度统一的关系,合作社制度异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目前来看,类型A尚是一种“理想类型”,构成合作社法治建设的理想图景,是现阶段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随着合作社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的规则意识也会在适应性调整中发生变化,普通社员不会长期满足于仅享有形式上的合作权利,必然会追求基于现代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合作权能的不断提升。

四、农民法律观的“情境化体验”特征与合作社法治建设的进路

应该看到,农民合作社的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当前正处于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键阶段。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后新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立法以前的合作制度安排本身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通过在实施中自行改变农户分散经营的一些制度安排,形成关于农户合作与联合方面的一些准正式制度,进而通过合作组织实际绩效的获取而赢得合法性,并对国家立法机构形成“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推力,最终通过“先变后通”实现了正式制度的变迁。[19]另一方面,立法后,农民合作社获得了合法性,制订了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章程制度,却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法治建设只取得了“形式绩效”,从而出现了合作制度名实分离的现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制度必然会迈过“形式绩效”的发展阶段,取得“实质绩效”,[20]但毋庸置疑的是当农民的合作行为处于类型B状态时,往往意味着合作社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关键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正式制度尚不稳定,还会汲取合作社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从非正式制度中凝练新的元素,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的内容范畴中,推动合作社法的不断完善。鉴于《合作社法》等正式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与不断完善属于国家立法机构应该关注的内容,本文接下来将主要从普通农民合作行为逻辑演变的视角来讨论合作社法治建设问题。

熊万胜认为,合作社发展中制度名实分离现象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对待规则系统的非虔诚态度。[21]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在规则多元化的情况下,农民的规则意识是如何表达的,实用主义的合作行为逻辑能否被规避?这关系着合作社法治建设的未来。而要想深入把握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农民法律观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错杂揉,规则多元且尚未有一种制度形式在合作制度的演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农民的法律观具有显著的“情境化体验”特征。“情境化体验”指的是农民对法律的认知是动态的,随生活所处情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并在相同情境的反复实践与不同情境的比较中获得法律体验,逐步深化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因此,如果法律只满足于形式上的存在,进入不到农民的生活世界,就不能使农民获得情境化的法律体验,不能增强农民的法律认知,就无法推动农民的规则意识向国家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转变。

“情境化体验”的农民法律观之所以在合作社发展中得以存在,是因为规约农民合作社的制度环境过于宽松,农民有过强的变通操作的空间。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用来规约人们行为,形塑人际间互动关系的。制度的完美推行,需要在“身体中客观化”,[22]即让人们内化这种制度,所以其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响应,赢得人们的信任和认同,从而成为人们自主、自觉的选择。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制度的实施,还离不开强制,即要对触犯制度的行为主体进行规训和惩罚。而由于惯习具有持久性,且特定场域中具有特定的惯习,不同惯习间无法通约,否则就会出现碰撞,产生矛盾。[23]所以在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实践场域中,农民认同的依然是非正式制度,很少有社员主动援引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国家立法和执法机构又主动放宽了执法尺度,为合作社的发展营造了过于宽松的制度环境。由此,在农民的规则意识没能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国家立法与执法机构放弃强制执行的法定权力,未能及时对变通操作的合作社及其领办者允以惩罚,必然不利于合作社法治建设的推进。

有研究指出,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合作效益日益显现,有社员开始以法捍卫自身的合作权益,试图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方式与合作社的领办者及其它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交涉。当双方交涉失败后,他们还会以上访为武器,向地方政府申诉,以求施压于相关的行为主体。然而,他们的努力,既没有得到合作社领办者及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回应,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依法保护”,最终走向失败。[24]在这样的案例中,权利意识觉醒的少数社员,在参与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合作社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始脱离地方惯习与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束缚,能够以法律为武器来争取合作权益。如果他们的维权行为,能够得到合作社领办者及相关利益主体或地方政府的积极回应,那么,通过不断的互动博弈,经历过一次次情境化的切身体验,他们的法治意识自然会日益增强。这是因为惯习是一种历史的,生成性的行为倾向系统,它完全可能伴随一种“策略计算”。[25]也就是当新情况出现时,场域中的行动者会做出策略计算,会对各种特殊条件进行综合处理做出新的行为倾向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时间因素,即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人们多次的情境化体验产生了正反馈的实践效果,他们就会逐渐熟悉并开始形成新的惯习,趋向于认同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进而就会形成新的日常行动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以法捍卫自身合作权益的行为失败了,而这会带来复杂的负面效果。其中,直接的后果是维权农民没能争取到合法权益;间接的后果是这个事件的围观群体,也会对法律产生失望情绪。因此,受农民法律观“情境化体验”特征的影响,如果法律在社员维护自身合作权益的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就会不断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就会对合作社法治建设的推进产生正反馈;反之,则不利于合作社法治建设的顺利推进。所以,合作社法治建设的推进,不能完全依靠农民素质的自我提升,依赖农民自主、自觉的法律认同感的培养,还需要在为农民的行为提供基本规范的同时,加强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使农民在情境化的场景体验中沿着法治的道路不断前行。

由此,要想推进合作社法治建设,促使农民合作行为从类型B向类型A的理想状态转化,既需要通过修订合作社法,提高法律法规的普遍适用程度,更需要国家立法与执法机构收窄执法尺度,使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真正成为规约合作社发展的基本规范,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健康的制度环境。从社员的视角来看,现阶段的主要工作,一是加强执法力度,使领办合作社的农村能人和外来企业意识到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增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能力。对现有合作社进行分类管理,将规范化程度高的合作社树立为示范社,将“空壳合作社”与“假合作社”予以除名,将异化发展的合作社纳入监控名单,督促其不断完善运行机制。二是要加大合作社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宣传力度,使普通社员对自己的法定权利有所认识,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三是要依法保护普通社员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权行为,规范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普通社员合作权利意识的日益彰显,他们也会提出新的权利诉求,试图与合作社的领办者依法商讨构建平等、公平的互助合作关系。为此,他们会主动地与核心社员进行协商、谈判。如上所述,这个阶段是推动合作社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如果各级政府能够切实维护法律赋予普通社员的正当权益,他们的法治观念就会在情境化的体验中得到不断深化,进而对法律产生高度认同,同时,核心社员在多次被规范被惩罚的情境化体验中也会认同法律。因此,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关键是要让法律进入社员的生活世界,让社员在不同情境的体验中获得法律认知,逐渐对法律产生信任感,使法律成为社员获取“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的自由”中的“规矩”。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逻辑正处于急剧的转型中,农民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处于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虽然《合作社法》的实施,使社员具有了源自正式制度合法性的合作权利,但是他们的规则意识却仍然停留在地方社会中的地方惯习和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层面,没能对相关法律法规产生信任和认同,导致他们源自正式制度合法性的合作权能在实践中依然表现很差。由于社员基于正式制度合法性的合作权能是残缺的,他们就很难积极地、主动地去捍卫现代法律赋予的正当合法的合作权益,这是造成合作社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的内在原因。同时,农民的法律观具有“情境化体验”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能否使社员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与博弈较量的多个情境中通过切身的体验,持续获得法律实践的正反馈效果,逐渐对《合作社法》等相关的正式制度产生认同感,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农民合作社的法治建设尤为重要。

合作社的法治建设,不仅是国家立法机构要修订《合作社法》,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程度,更关键的是国家执法机构应在合作社量大质低的发展形势下,收窄执法尺度,严格执法,为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制度环境。以此为基础,应从规范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利益关系入手,让法律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在合作社发展所营造的一个个具体情境中不断地获得法律体验,深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使核心社员逐渐愿意构建平等、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与管理机制,使弱势的普通社员正当、合法的合作权益能够切实得到维护。只有社员能够在“情境化”的法律体验中,不断促进其合作行为逻辑从类型B向类型A转换,合作社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强大的内在推动力量,合作社也才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机制研究”(编号:13FSH004);杨凌示范区软科学项目“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与‘富裕杨凌’建设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研究”(编号:2014RKX-0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和谐陕西’建设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研究”(2015G002);2015年(第二批)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简称“人文英才计划”)。

[①] 应瑞瑶:《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②] 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③] 孙亚范、余海鹏:《立法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和运行机制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2期。

[④] 黄祖辉、邵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⑤] 熊万胜:《合作社:作为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⑥] 赵晓峰:《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演变中的“会员制”困境及其超越》,《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2期。

[⑦] 张晓山:《关于中国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合作经济》2014年第10期;孔祥智:《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中国农民合作社》2014年第11期。

[⑧] 由于现阶段中国农民合作社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适时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增强法律适用程度,促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无论法律如何修订,一些经过国际国内合作社发展历史考验,能够体现合作社核心内涵从而可以将之与其它类型的经济组织相区分的基本原则,比如民主控制、资本报酬有限和按交易额比例分配盈余等原则也应在新的合作社法中有所体现。而这些基本原则在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已经被承认和接纳,详细情况可参见赵晓峰:《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虽然在新的合作社法中,这些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仍然可以调整,但是其中体现的基本精神仍需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合作社的法治建设,不仅是现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能够体现合作社基本价值理念的法律条款的执行问题。这也是本文将研究重心放在讨论法律执行问题的根本原因。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6-237页。

[⑩][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1] 樊红敏:《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及其制度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6期。

[12] 核心社员指的是在合作社中拥有较多股份、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基本的决策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能够对合作社日常运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社员;普通社员指的是在合作社拥有较少或没有股份、处于边缘位置、缺乏合作权利保障、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员。

[13] 赵晓峰:《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演变中的“会员制”困境及其超越》,《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2期。

[14] 何安华、邵锋、孔祥智:《资源禀赋差异与合作利益分配》,《江淮论坛》2012年第1期。

[15] 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16] 罗家德、孙瑜等:《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7] 周立:《谁来支付合作社的成本?》,载贺雪峰主编《三农中国》(第7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德]韦伯:《支配社会学》,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9]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与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载应星编《中国社会学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 刘玉照、田青:《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21] 熊万胜:《合作社:作为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2][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23][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6页。

[24] 赵晓峰、刘成良:《利益分化与精英参与:转型期农村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研究》,《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

[25][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责任编辑:gzxc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周天勇:人口土地管制和城市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