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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关中Z村的考察
2015-12-20 12:22:18 来源: 作者:陈辉 【 】 浏览:924次 评论:0

“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

——基于关中Z村的考察

      摘要:“家本位”、“祖荫下”、“差序格局”、“伦理本位”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但是伦理并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人们在生活中处理关系的规则。理解生活的逻辑,还是要从现实生活入手。“过日子”这个词汇能够很好地概括农民日常生活的特征。中国人一向把世俗生活看得很重,“过日子”直接对应着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和观念世界。过日子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套生存伦理,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一套生活逻辑。本文以关中Z村为个案,展现当地农民在强烈的家庭观念主导下如何完成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生活意义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地农民以“过日子”为中心的生活逻辑。

      关键字:过日子 生活逻辑 家本位 顶门户 意义世界 祖先崇拜

 

      一、引言

            20117月,笔者在陕西兴平县Z村驻村调研。“过日子”是当地农民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过日子就是一天三顿饭”、“都是给娃过日子”、“过日子用不了多少钱,平平安安就好”,等等。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过日子”是理解当地农民生活逻辑的关键词,对于农民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村庄治理和意义世界都有很强的解释力。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Z村总人口2369人,外出务工人口535,其中外省务工236人。笔者曾在浙西和皖南农村调研,两地区农民外出务工较多,伴随着人财物的外流,村庄生活日益凋敝。相反,关中地区农村人气很旺,农民生活预期在村庄内,村庄生活依然欣欣向荣。可以说,Z村是一个乡土生活相对完整的村庄,为我们考察农民的生活逻辑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二、理论回顾与问题意识

      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有人将其概括为“家庭主义”或“家本位”,即中国人把家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群体,家本位的主要特征是:“强烈的一体感、嗣续繁衍、恪遵祖训、家庭财物公有、重视家庭荣誉。”[1]与家庭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祖荫下”,许光认为: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在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人都生长在祖荫下,通过延续祖荫而赋予短暂肉体生命以永恒意义。[2]正是在“家本位”和“祖荫下”双重影响下,中国人生活的时空特性得以建构:从空间来看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远、愈推愈薄”[3]的差序结构;从时间来讲,以祖先崇拜为基础,“过去——现在——未来”和“祖先——自我——后代”之间有着对应关系,个人身份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在这种继嗣的时间中,现在从属于过去,未来从属于现在,现在及未来都是为过去而存在。”[4]在这样一种时空结构中,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伦理关系,生活逻辑主要由伦理关系来支配的。

      “家本位”、“祖荫下”、“差序格局”、“伦理本位”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但是伦理并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人们在生活中处理关系的规则。理解生活的逻辑,还是要从生活入手,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过日子”这个词汇能够很好地概括农民日常生活的特征。中国人一向把世俗生活看得很重,“过日子”直接对应着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对应着人自身的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过日子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套生存伦理,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一套生活逻辑。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提到:“广义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5]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隐含着不同的文化密码。

      吴飞在对华北某县自杀问题的田野研究中,使用了“过日子”这个概念,考察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他将过日子理解为“一个人以家庭为中心经营生活的过程。”[6]但他对过日子的理解,不是从常态生活出发,而是始于“自杀”这个异常事件。他是通过自杀来反观人的现实生活,即通过关注那些“日子不想过”或“日子过不下去”而“不想活”的人,来审视活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存逻辑。他思考的问题是:一些人在家庭生活遭遇情感和心理危机后,为何最终选择死亡?吴飞重点考察了家庭中“委屈”、“不公”等令人纠结的情感及其对人生命活动的影响。虽然强调了家,但是落脚点依然是个体的人。他关注的是人在过日子过程中的遭遇,而不是“过日子”本身。

      本文主要以关中Z村农民生活为样本,理解当地小农的生活逻辑。与吴飞不同的是,笔者主要是从正面来考察人为什么要过日子、怎么过日子等问题,将“过日子”作为理解农民生活逻辑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

 

      三、“家”与过日子

      过日子的本质就是家庭生活的实现和再生产。这里面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有“日子”可过,另一个是把日子“过”下去。先来分析有“日子”可过。

      虽然是人在过日子,但是一个人很难过日子。过日子的主体是家,而不是人。成家是过日子的前提。一个人没成家之前,只能在父母家中生活,这种状态不是过自己的日子。等他(她)长大成人,才能成家立业。这个“业”不是现代社会的职业或事业,而是“家业”。传统小农基本不存在超出家庭的“业”。家庭就是他的事业,经营家庭生活就是“过日子”。

      (一)顾家与恋家

      为了把日子过好,成员必须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单位,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放弃个人利益。在访谈过程中,听到好几例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80年代,有村民在城里获得工作机会,但是因为家里负担重,不得不放弃个人发展,回村务农、照顾家人。今天,头发花白的老人聊起这些往事,略有遗憾,但都说不后悔,“人总是要顾家的。不顾家,搞前途,不现实。”人要面对现实,最大的现实就是家庭的发展。置家庭利益于不顾而谋求自身的发展,这是不过日子!

      现在村里人依然是这种思维方式:如果家里有老人,儿子媳妇不能全部外出打工,必须有人留守,否则就会被指责为“不顾家”。因为顾家,所以恋家。农民自称“懒”,认为“土地把人拴住了”,但与其说他们恋的是土地,不如说恋的是“家”,是家把他们拴住了。当地农民笑谈:“关中人在外面搞不长,恋家!老人也不想让孩子走太远,就感觉八百里秦川好。”正是因为对家的依恋,人们不像湖北荆门农村那样急功近利地逃离农村[7],而是守着他们的家,守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目标不是拼命赚钱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而是把家经营好,把日子过好,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大量外出务工,而是在较低经济收入的前提下,经营着低消费的家庭生活。

      (二)两性分工:屋里的媳妇,屋外的汉

      传统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和哺育单位,生活中必须通力合作,夫妻合理分工是经营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在家庭内部,丈夫、妻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日子过好。女人一般被称作屋里的,其角色定位就是家务事。人们都说:“女人再有本事也是围着锅台转,而男人再差也走三个县。”社会交往出头露面的主要靠男人,“只有男人才能撑起这个家!”这样讲,不是说女人不重要。人们常说:“男的再能挣钱,如果女的不会管钱,什么都买,乱花钱,日子也肯定过不好。”因为“男的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不怕耙子没齿儿,就怕匣子没底儿。”农民语言生动地说明了夫妻过日子过程中不同的角色分工,道出了女人在过日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处于糊口状态,所以女性的节俭是能否把日子过好的关键。问当地人怎么把日子过好,比较简单地回答是:“勤俭持家”。男的在外面捞钱,比较勤快;女的在家里管钱,比较节俭。只有如此搭配,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如果男人比较懒,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则意味着贫困,还会令妻子丧失生活的信心,因为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严重的可能会自杀,以死抗争。分田到户后,本村有5例自杀案例,其中有2例妇女自杀都是由于男人总打麻将,女的管不住,最后妻子喝了农药。当地人的评价是:一气之争,主要怪男的,不过日子。仔细分析,妇女自杀的原因或许不是因为男的不过日子,而是女人特别想把日子过好,所以不能容忍男人的贪玩和懒惰。因为管不住,日子过不下去,才一死了之。

     四、如何把日子过下去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家庭成员需要竭尽全力把日子“过”下去。“过”就是经营家庭生活。虽然过日子的主体是家,但与“家本位”概念不同,过日子强调的是“过”,核心是家庭生活的经营和延续,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家庭再生产、熟人关系再生产和生活意义再生产。

      (一)家庭再生产

             1.分家

      农民过日子必须再生产出家庭,使家庭生活接续下去。分家是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关中地区农民实行多次分家,儿子结婚后就一个个分出单过,最后老人跟小儿子共同生活。笔者曾在浙西农村调研,当地农民分家主要是分割财产,要书写详细的分家协议,对财产分割非常精确,并且要列明赡养老人的具体标准:多少斤稻谷、多少零花钱,多少个煤球,等等。[8]Z村所在关中地区则不同,分家过程极为简单,没有书面协议,按老人理解,分家无非是儿子媳妇另起炉灶,分成两个家庭,各过各的日子,各吃各的饭。通过浙西与关中的比较,我们发现了关中地区分家模式的特殊逻辑。当地农民分家的核心不是财产分割,而是分灶,基本过程是家庭再生产,即从母家庭中分裂出新的生活单位。

            2.“都是为娃过日子”

      理解农民的生育制度,除了关注传宗接代外,不能忽视生育行为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生育不仅为了血脉传承[9],还为了能使家庭生活得以延续。农民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娃。“都是为娃过日子。”一句话道出了过日子的目的。父母的苦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娃养大,成家立业——这是父母的责任。Z20世纪90年代一例男性自杀案例引人深思。该男子三个孩子,唯一的一个儿子是智障,两口子虽然省吃俭用攒了钱,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男的总感觉看不到希望,最后想不开上吊死了。当地人说:“一辈子过个啥?干到死孩子还是这样!”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所以人们说:“过日子就是过孩子!”

      老人都说:现在父母的责任更大了,不仅要养娃,还要照顾“娃的娃”。为娃过日子的说法,类似于湖北恩施老人所说的“恩往下流”,也类似于浙西农民所说的“往下孝”。这是中国式的代际关系模式,后代的幸福是家庭生活的目的,也是人生意义的源泉。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养家糊口就是事业,而把孩子养大成人,就算事业有成。

            3.顶门户

      在宗族地区,生育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人不能绝代,否则愧对祖先。而关中地区却有不同的逻辑。问他们为什么要生儿子,他们会说:“没男娃怎么能行,田里的活谁来干?农忙时浇地女娃干不了,一定要男娃!”关中人实践的,是一套非常现实的生育观念。不能简单地放在祖先崇拜中去理解,而必须结合农耕社会的生存伦理。农业社会,必然偏爱男劳力。“只有男人才能撑起这个家”,“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这个家”。这里的继承,不仅仅指财产,而是指家庭生活的延续。没有儿子,就要“绝户”。这里的绝户与宗族地区的“绝代”概念有所区别。绝代,特指血脉传承的断裂,后果是愧对祖先。绝户,主要是指没有人来继承这个家,现实生活不能再继续,家庭不能再生产,日子过不下去。为了避免绝户,有女儿的,就要招上门女婿,婚后孩子可以跟女方姓,也可以跟男方姓。在当地人看来,姓氏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够继承这个家。

      对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就需要找人来“顶门户”,即招一个家庭过来,留在门下,日后继承财产,养老送终。顶门户的人一般来自偏僻山区,为了能够过上好生活而迁到关中。因为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无子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夫妻两个勤恳劳作,把日子过好,日后才会有人来顶门户,家庭生活可以延续下去。

      (二)熟人关系的建立和再生产

      “各种各的地,各过各的日子。”这是当地小农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描述。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分田到户后,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对农民来说,意味着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主。“我自己的地,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再听钟干活,我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农民言谈中洋溢着自由生活的喜悦。其次,家庭成为基本利益单位后,与他人不发生什么瓜葛,谁也不求谁,不要管别人闲事,把日子过好就行。

       虽然是各过各的日子,但是过日子的过程离不开亲戚、朋友、邻居的帮忙。在家庭之外,农民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关系网,本家、亲戚和乡党,这些交往对象对农民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了把日子过好,必须重视社会交往,建构自己的熟人圈,并通过人情往来和日常互助维系熟人关系。婚姻圈、朋友圈和自然村落,构成了农民的交往世界。

      提到农民的行动逻辑,一个核心概念是“农民的行动单位”,即农民在超出核心家庭外通过血缘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强行动能力的团体。[10]如黄淮海地区的“小亲族”[11]、湖北大冶的“房头”[12]、安徽长丰的“近份”[13]。行动单位具有对内整合的能力,在选举、水利、日常交往中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和一致行动能力。此外,在湖北荆门地区,因为在核心家庭之外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单位,村庄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14]。而关中地区与以上几个地区不一样,虽然在核心家庭之外没有房头、门子、近份等行动单位,但也没有演变成湖北荆门的原子化。理解这一点,就要考察地缘在当地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当地人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血缘来界定关系厚薄,而是依靠相处和交往来判断亲疏。他们最怕得罪人,“乡党得罪不起”。特别是邻里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有千年的亲戚,只有千年的邻居。

      日常生活中,人要讲理。“不讲理的人很少,这种人慢慢脱离群众。惹不起,我躲得起,最后家门户族也脱离他。”不讲理的人,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的人。大家不愿意与他打交道,“五块钱都不愿意借给他!”日常生活中,吃点小亏不算什么,吃亏是福。有些人不想吃亏,净占便宜,最后吃了大亏。

      此时,我们再来回味“各种各的地,各过各的日子”这句话时,就有了更深层的意思。家庭内部,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推开门,则是一个依靠聚居而建立起来的村落世界。在一个重地缘、轻血缘的村落,社会交往过程中必须讲理,这个理是被大家所认同的地方性规范。这种地方性规范,只能在长期的“过日子”传统中才能形成。如果缺乏这种地方性规范的约束,人们的行为则不讲规则,只讲拳头,这正是荆门地区原子化的特征。

      (三)生活意义再生产

      农民必须再生产自己生活的意义。虽然意义内含于生活之中,把日子过好就有意义,但是过日子本身需要家庭成员的齐心协力。在一个家庭中,懒汉、败家子、不会过日子的媳妇,都会使人丧失过日子的信心,生活感觉没有“奔头”或“劲头”。对于家庭生活来说、精神危机是比经济危机更大的打击。婚外情、子女夭折或疾病,都可能使家庭生活蒙上阴影,过日子就会没有了斗志,就可能演变为“混日子”。

           1.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

      “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在这样一种话语表达中,过日子已经具有了“存在论”意义。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活本身的延续就具有意义,这不需要任何虚幻的宗教感,不需要获得灵魂的救赎。人生意义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把日子过好,本身就是充满了意义的过程。传统社会中,活着就是意义。养家糊口,就是人的事业。只要把生活经营好,就是事业有成。怎样才算把日子过好呢?先听农民的表达。.

     (1)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过日子就是一天三顿饭。打开门有啥事,我有钱能处理,这就是好日子。

     (2)过日子就是挣钱,就是把家里情况处理好。不在乎钱多钱少,够花就行。你一辈子就吃那么多,喝那么多,挣得再多也是吃饭。农村人吃饱喝足就行,钱是身外之物,不用太多,不能没有。

     (3)你只要把娃管好,娃能成才就是好事。娃可以念书,也可以学手艺。没本事不要紧,只要走正道,不偷不抢,身体好,打工也能养活人。

      在农民看来,过日子是极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物质需求,基本的目标就是,够吃够花。他不是以赢利为目标,而是为了维系生活。在这种生活观念中,农民的家庭经济特征就是尽可能自给自足。不是为了赚钱而劳动,而是为了生存而奔波。

            2.信祖先,还是思念祖先?

      访谈时我们问:你们这里信祖先么?访谈对象一愣,反问:“什么叫信祖先?祖先怎么信?应该是忘不忘,思念不思念!”这样精辟的回答,很令人吃惊。在他们看来,祖先不是用来信的,而是用来思念。思念对象不是一个未谋面、遥远时空的祖先想象,而是他们曾经见过,或从父辈那里了解的具体祖先——都不会超出活人的记忆,是非常现实的纪念,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祖先崇拜。他们不祭祖,在解放前只是纪念五代以内的祖先。他们不是通过祖先崇拜来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也不是通过延续祖宗血脉而获得生活意义,而是依靠活人的记忆和情感来表达对祖先的纪念。

      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意义的构建服从于现实生活的逻辑,很难说他们是像宗族地区那样完全活在祖先、自我、后代,或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中,不像杨华所讲湘南宗族地区人“历史感”对人生活的影响[15]Z村人信仰的不是祖先和血脉,而是现实生活,他们所有的意义,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得。

      本地信大教(佛教、道教)和信天主教的人,都很难说是纯粹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信大教的人,按本地人的说法,绝大多数都是求得家人平安和生活幸福。更直接地说,他们只是想让生活过得好一点,他们基于自己生活来选择自己的崇拜对象,大槐树、菩萨或者别的神仙。虽然天主教信仰一神,且有严格的宗教仪式,但是本地天主教徒依然将信天主理解为“教人学好,让人生活得更好。”可见,信天主和信大教都是同一套逻辑,都是指向现实生活。只要有利于他们的生活,一切都可以信。他们的信仰,不是为了获得灵魂救赎或祛除欲念,不是无所求,而是有所求,求生活幸福,求家人平安,求诸神保佑。如此说来,这种“信”,就不是西方宗教所谓的“信仰”。他们不是在神的庇护下生活,不是为了一个彼岸世界。现实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信什么、信不信、怎么信,都服从于现实生活的逻辑。这些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

      正因为如此,本地的“信徒”都是介于信与不信之间,今天信,或者明天信,过去信,现在可能不信。当他们遭遇生活困境的时候才有所求;当他们有所求时,才有所信。所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信徒。他们通过现实生活的逻辑来构建自己超现实的观念世界,而不是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依据虚幻的偶像崇拜来构建自己的现实生活,把一切现实的东西涂上超现实的色彩。

     五、结语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呈现了关中Z村农民以“过日子”为中心的生活逻辑。“过日子”不仅指代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状态,对于关中Z村的农民来说,过日子还是一套生存伦理,特指他们强烈的家庭观念,重视现实生活。社会交往、生育制度和祖先观念等都以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建构。

      首先,在社会交往方面,地缘的影响大于血缘,不是典型的差序格局,而是一个相对扁平的松散结构。村庄虽然由两个主要姓氏构成,但是不存在派性,也没有房头、小亲族等行动单位的影响。村庄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个分散的“各过各的日子”的小农家庭,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只能依赖于村庄层面的权威结构。村干部同样缺少血缘因素的支持,所以权力运作过程中“群众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干部必须遵守地方性规范,讲地方性道理,不能得罪大多数。

      其次,不能简单地按照宗族地区的祖先崇拜和血脉传承来理解当地农民的生育制度和意义世界。“都是给娃过日子”,“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这个家”,这是农耕生活的生存伦理,主要目的是再生产出家庭,使“日子”延续下去。同样,主导当地人意义世界的,不是祖先崇拜,也不是西方宗教所涉及的灵魂救赎,他们都是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来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过日子,在此基础上获得人生的意义。正像当地人说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意义就在生活之中,现实生活才是他们的信仰。

      再次,过日子的主体是家庭。家承载着每个人的希望和责任。他们恋家,恋着这片土地,他们在关中大地上经营着自己的家庭生活,守候着他们的一套生存伦理。当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的时候,在整个村庄层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繁荣的村庄生活,是每个小家庭“过日子”逻辑的延展和叠加而已。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变迁及其区域差异研究”(11BSH024成果之一〕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 本文灵感得益于20117月在陕西关中地区调查时与桂华、张世勇、赵晓峰、陈讯、阳云云等博士的集体讨论,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1] 关于家庭主义的讨论,参见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章第一节。

[2] 关于祖荫下的讨论,参见许烺光:《祖荫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台湾南天书局,2001年。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4] 岳永逸:《我们是谁:时空位移中民族性的迷失——<自我的他性>读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8月号。

[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1页。

[6] 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6期。

[7] 具体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0页。

[8] 陈辉:《古村不古——浙西衢州古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

[9] 贺雪峰认为:“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向来是追求本体性价值的一种体现”,具体参见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10] 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11] 见申端峰:《小亲族简论——山东s村的个案呈现》,《三农中国》总第五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 具体参见袁松:《房头的凝聚与消散——鄂东南接太公习俗的社会基础及其当代变迁》,《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

[13] 2008年,笔者在安徽长丰调研。当地将不出五服的兄弟、堂兄弟称为“近份”。近份在水利等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行动能力。具体参见欧阳静:《“小亲族”的认同与行动》,未刊稿,载三农中国http://www.snzg.cn/article/2010/0511/article_18582.html

[14] 具体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第59-63页。

[15] 具体参见杨华:《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陈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上海 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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