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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村转居与农民生活变迁研究——基于陕西关中城关社区的调查
2015-12-20 12:22:36 来源: 作者: 【 】 浏览:728次 评论:0
撤村转居与农民生活变迁研究 ———基于陕西关中城关社区的调查
 
张 红 王 昭 周 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一重要的社会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撤村转居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二是农民进城后自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呈现出典型的城乡并存的“二元过渡” 特征。如何化解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困境并助其融入城市社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是,应将转居社区的治理与建设置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
      【关键词】撤村转居;农民生活;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WithdrawingVillagesandCombiningResidencesandPeasantsLivesChange Research:ACaseofShaanxiGuanzhongCheng-guanCommunity 

ZHANGHong,WANGZhao,ZHOUWen 
      【Abstract】Nowadays,Chinese society lives from the period tradition alagriculture to modern industry,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these important social changes thread on two levels:first,rural communities began to shift to urban communities after the withdrawal villages.Second,the process of sending migrant workers to the market,they happened tremendous changes,showing a typical urban-rural characters.How to resolve the plight of the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urban society?To be more concerned,the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of these communities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WithdrawingVillagesandCombiningResidences;Peasantlife;Social changes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 (10BSH017)阶段性成果;2012年陕西省软科学项目《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研究》(2012KRM88)的资助
      1.问题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工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消解,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使得撤村转居后的新社区和新居民应运而生。转居社区从地理空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已经不同于原来的村落社区,但是,因为是整体搬迁及集中居住,它又保留着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相互交织而成的互识社会的特质,可以说,同时兼具村落共同体和城市社区的双重特性。作为一种从村落“嫁接” 到城市的社区,国外早先已有对于“移民”社区的研究,例如,著名学者托马斯对身处美国的波兰移民社区的研究[1]和怀特研究波士顿的意大利贫民区等等[2]。 帕克关注的则是人,在《人类的迁徒与边缘人》一书中提出了“边际人”的概念[3]。转居后的农民正是 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界处的边际人,眼睁睁地看着传统农村社区渐渐远去,但站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入口处却一脸茫然,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成为了似是而非的城里人。鉴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独特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情境,本文所研究的转居社区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①空间上的位移。随着空间上的位移农民的户籍也发生了转变,这意味着农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似乎经过一场仪式变戏法一样转为市民。②村委会变成居委会, 相应的组织结构与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③从生产生活共同体变成生活共同体。在乡村社区中,农业是其生存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联系农民生活的纽带,而在失去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时, 社区变成了所属成员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取向关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人生活史到城市邻里和机构以及群体之间的联系等。但研究的侧重点是转居社区的“所以然”,缺乏从历时性视角研究其“之所以然”。另外,学术界目前关于转居社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这与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梯度顺序有关。当2010年城乡统筹的序幕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与启动时,中西部地区也加快了转变的步伐。本文以陕西关中的城关社区为案例,期望通过个案社区的研究管窥整个中国社会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农民生活变迁以及社区治理与建设问题,进而由社区善治达成社会善治。
      2.撤村转居的历时性变化
      城关社区位于陕西关中Y区的城乡结合部,其前身行政隶属城关乡,由李家坡、王家寨、张家堡3个行政村共361户村民整体搬迁而成。2011年按照城市住宅楼标准共建成33幢2058套房,对在册 的农业户籍每人按40m2 的标准进行置换, 多余部分则按1100元/m2 的价格由农民自行购买,因每户居民在城关社区住房面积的上限是200m2 ,所以,每户能够分得一大一小两套住房。 
      据我们的调查,农民的失地过程及小区的城建与城市化扩张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8年以前,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自主性,同时也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除了务农之外,还从事一些非农产业以拓展和提高收入来源,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 1997年国家在Y区成立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由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随之而来的是3个村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渐次被打破。从1998年开始, 区政府根据城区整体规划建设的需要,分阶段地对土地进行补偿性征收。第一次征收的是靠近高速路口、离村较远的952亩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5%),用作运动中心的开发。农民用失地的补偿款翻修了自家房屋,硬化了村庄道路,部分失地农民办起了馒头店、小饭馆、商店或者是理发店等行当,有的农民则购置了货车跑起了运输。2004年,又有1224亩占总面积45%的土地被征收, 用于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的建设。尤其是2009年以来,Y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城乡统筹,位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城关乡下辖的14个行政村22km全部处在城市规划带内,城关乡被戏称为“失地乡” ,3个村仅剩的534亩耕地全部被征收。2011年作为首批试点的三村农民又丧失了宅基地,2013年按照规划将完成剩余11个村的拆迁安置任务。三次规模化失地将全乡农民推向市场,纷纷就地转移或是外出打工,职业分化直接带来了收入水平的高低差异,同质性的群体发生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上的分化。 
      目前,该区域已建成了城关和西府2个住宅小区。按照拆迁安置办法,每年每亩地400kg小麦和400kg玉米的标准折合成现金发给失地农民,长期不变;在教育补助上,失地农民子女考入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按照学历层次和学制年限享受不同标准的补贴;在医疗与养老补助上,依然享用的是农村社保标准。上述政策措施与农民身份转换、村委会体制转换同步进行。2011年5月刚“上楼”不久的农民,6月底便实现了从城关乡→城关街道办事处的改制,政策“一步连着一步”令人目不暇接,延续千年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共同体随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嵌入城市的转居社区。
      3 农民生活的变化 
      3.1 土地倒逼机制下的职业分化
      城关社区的居民过去都是以农业劳动为主要 生产方式、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同质性,具有强烈的集体记忆。统一迁入城市社区后,他们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必须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以维系可持续生计,这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根据城关乡2011年农业统计报表, 3个村总人口3885人, 劳动力2375人,从事家政服务的79人,交通运输102人, 设施农业39人,建筑业109人,被入区企业招用(含餐饮)190人,从事个体经营302人,常年外出务工893人,有职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70%。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社会牵着我前进”、“住进来后人都勤快了”。但是,在职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被市场排斥的群体“4060”,他们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第一,技能和知识缺乏。农民长年从事农业生产,仅对土地和农业有着较深的了解和认知, 现在谋生方式突然被转变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实际上并不具备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培训。第二, 就业层次低。由于缺乏高层次职业所需要的文化素质,农民从事的多是可替代性很高且极不稳定性的职业。第三,城关社区所在的Y区缺乏强劲的城市工商业的“拉力” ,整个劳动力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失地的农民只有每天站在街边“等车拉人”找零活。可以说,撤村转居后,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欢呼雀跃地投入并拥抱城市新生活,而生活境遇面临最大冲击与最为困难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4060”人员。他们已步入人生的中老年阶段,在其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经验和技能都是关于农村和农业方面的, 而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属于非农岗位。因此,他们因劳动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下降而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涂尔干根据社会分工程度的高低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团结:“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存在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是建立在个人同质性的基础上,而有机团结则是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 是建立在个人之间异质性基础上的。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分工逐渐专门化与复杂化,最终传统乡村社会的机械团结会转变为现代城市社会的有机团结, 从而实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但是, 职业的低层次化使得转居农民并没有实现社会分工实质性的专门化与复杂化,居民之间职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横向上,纵向上的分化依然不明显,由职业差异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性也没有增加。所以,涂尔干所论述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还处于酝酿发酵阶段。
      3.2 社会关系网络: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理性类型[4] ,人 们注重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讲究情感与传统因素。但城市化发展摧毁了传统社会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 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农村社区关系。同时,它使人们聚集起来, 把曾是隔绝的分散的世界组合起来,城市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而生活高度分化,即使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但关系距离还是在加大, 不是人为就能够“拉近”的,人们相互之间日益成为陌生人。在按照市场规则算计个人利益的同时关注公共利益、公私空间的区隔与融合、付出不等于回报这些“矛盾”的规则意识让快速成为市民的新居民感受到的是冷漠、隔离,于是他们观望、迷茫,甚至充满了挫折感而沮丧[5
      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的低层次和不稳定性,转居后农民并未真正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转居社区是由3个村行政规划建设起来的, 所以尽管农民都住进了新社区,之前的乡土社会网络依旧打断骨头连着筋并未彻底打破。共同的历史、相似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彼此的心理认同使农民依然按照一直以来延续下来的熟人社会的准则来为人处世, 自觉不自觉地抵抗着城市陌生人社会的规范准则与风险侵袭。在我们调查的城关社区,具体有三点表现:一是点房顺序。小区点房的实践逻辑是,一梯两户7层共14家住户是自由组合的结果,即有血缘联系或平时关系融洽的人家选择住在同一个单元, 依然可以“夜不闭户”与串门聊天,围绕“石子”的核仍然紧紧包裹着。但“三代以后,邻家是谁可能都不知道, 各过各的小日子”。二是由于小镇地域狭小,业缘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同行与原来村落中的“熟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所以,城关社区的农民也把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转移到了行业领域,业缘关系对传统关系网络的移植使得传统规范不至于“终结” 。三是居委会的架构。新组建的居委会成员是由原3个村委会班子拼凑而成, L主任是原李家坡的村长, M书记来自王家寨,副主任来自张家堡,其他委员是各方势力均衡的结果。原李家坡的张会计说:“居委会与街道办是上下级的关系,性质与以前的乡镇变化不大”。可见,村落关系网络的主体依然相同,范围保持不变,使得进城后的农民依然拖着一条长长的乡村尾巴。但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人们选择的标准却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了,即社会关系的理性化。    
      3.3观念之变:从价值理性到目的理性
      马克斯·韦伯以理性化为视角来考察现代工业社会,他认为社会变迁,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的过程。韦伯认为理性化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祛魅”的程度,另一个则是系统化的程度,也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6]。传统农村社区中,农民的价值观念是以道德为中心,强调获得手段的道德性的价值合理性行动,而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发生了从传统儒家伦理规则向以市场规律和法理为标准的规则转变。传统的儒家伦理如同“魅”一般被“祛”掉了,以往的以人情道德为基础的行动规则开始瓦解,不再适应城市社区的需要,而新的以市场、法律为基础的行动规则还未真正确立起来,转变的突然性和剧烈性使农民社会行动的价值准则领域出现了真空和断裂。农民过去习惯的日常生活经验开始失效,过去很明显确定的标准现在却变得模棱两可,失去了规范与信仰的农民有些无所适从。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
在传统被撕裂的同时,韦伯所指的系统化的程度即一整套现代观念体系正在形塑(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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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认同不清与归属感缺乏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自我在现代性条件下发生了诸多重新形塑:一是自我风格的改变;二是生活历程向内在参照性转变;三是个人亲密关系发生转型。在这三方面的影响下,个体心理陷入了困境,个体产生了焦虑与怀疑,对外界形成了一种“无力感”和“剥夺感”,自我认同产生了严重危机[7]。撤村转居后,社区认同的结构性和先赋性因素逐步让位于个体有意识地主观建构和心理内化过程。但由于转变来得过于突兀,并未给农民留下任何缓冲的过程与时间,所以出现了认同不清与归属感缺乏。农民虽然拿到了非农户籍并且生活在城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民并不认同城市文化,认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在那片耕作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上,于是大部分农民产生了“现代性焦虑”情绪,体验着身份变动带来的新角色适应引致的迷茫和恐慌,面临着身份认同、 社区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嬗变和重建[8]。 由于缺乏认同而导致了归属感的缺失,农民对现在生活的新社区普遍有种“无根”的空洞感,仍然怀念的是逝去的故土。在我们的调查中印证了这一观点,55.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在半农民半市民这一尴尬状态, 66.7%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城市人差距很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实施的撤村转居是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属于精神与心理层面的角色转变、身份认同以及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则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二是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间一直都处于两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中,按照埃利亚斯的“污名化过程”理论,城里人对新居民一直保持着素质低下、 生活习惯不良、脏乱差等刻板印象,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的城市居民自然不愿接受甚至歧视新居民。访谈中类似“最近小区有人卖房子但没有人要,嫌这里的住户胡缠不讲理”,“我没有机会与城里人打交道”的说法,让农民无法准确判断“我是谁”?“我将到哪里去”?三是政府对于居民身份的界定也助长了认同的模糊性,在养老、医疗、“双800”补贴等政策上,社区居民仍旧被纳入农村社会保障范围。政府在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上宣称实行“政策从优”,这是否也意味着新居民在今后还能够享有对农民有利的政策?因此, 转居农民生活在一个既不同于城市又异于乡村的“城市里的乡村社区”,并形成了一种对于城市文化既想融入又不自觉抵抗的独特的“城市—乡村”亚文化[9]。我们认 为,农民身份角色转变与城市归属感形成的关键在于, 主观上农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转变”,客观上通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意识的生长,才能有利于农民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4.进一步的讨论 
      撤村转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是被 动城市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属于一种特殊型态的“二元过渡”社区。最终它将走向何方?是成功融入现代都市还是创设出一种既不同于农村社区, 又有异于城市社区的新型共同体?是值得学者和城市管理者深入探讨与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 
      从实质上来讲,撤村转居不仅仅是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更应是由乡村到城市、由农民到市民的根本转变。可以想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居民经历非农化→城镇化→市民化的转变。该过程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农村居民的空间位移、户籍转换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变更,还涵盖职业结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社会关系、闲暇生活、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转变。由此看来, 应将撤村转居置于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规划与构建,最终将带来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 
      从时间与形态上来讲,撤村转居应是一个长期的、 动态的过程,不可能在静态结构中完成。也就是说,运动式的城市化扩张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区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进入城市后的都市性形成等难题。因此,动态的社会结构变迁既包括现有城市的不断扩展与质量的提高,也包括农民自身的转变与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补充。在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为个人的发展和社区由嵌入到融入的转变提供更多的平台或机会。 
      从动力机制上来讲,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撤村转居总体上属于外生型、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即它不是自发运行的,系统内部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动力机制和创新机制,制度设计也不健全。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依靠外力来推动, 其中,政府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居民收入、劳动就业、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是主要的力量来源;同时,应兼顾农民主体性的体现与市场运作的驱动力。最终由外力拉动内化为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四方自觉参与和良性互动的格局。 
      从社区治理与建设上来讲,撤村转居是一种现代建构性社区,最终指向的是社区公共性,即增进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基于此,首先应树立以人为本、 服务优先的理念,将居民的意愿与参与放在首位,并将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其次,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凝聚各方社会力量的管理主体,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管理体制。在加强社区建设的同时, 同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再次,社区建设需要公民意识、慈善组织、志愿者队伍与民间组织的社会基础培育, 使之逐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社区转型过程。△
      【参考文献】 
      [1]W.L.托马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北京:译林出版 社.2000. 
      [2]威兼·富特·怀特.街角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贺晓星,仲鑫.异乡人的写作— ——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南京大学学报.2003(1).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5]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9-15.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杨玉洁,赵岩.自我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形塑—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对自我的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8.6:83-85. 
      [8]蒋福明.论“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J].求索.2012.3:82-83.
      [9]熊惠平.新市民的社会关系的重构:以村改居为途径或方式 [J].生产力研究.2011.10:35-36. 作者简介:张红(1968-),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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