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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娜、曹广伟: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2016-04-30 22:02:21 来源: 作者:宋丽娜 【 】 浏览:689次 评论:0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

———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宋丽娜、曹广伟

  •    摘要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      关键词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半结构化”“第四农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吸纳农业劳动力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其中,农民都要面临一个共同的身份转变问题。孟德拉斯所著《农民的终结》实际上是讲法国小农的终结[1]。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完成了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这不仅是关于农民身份和职业的巨大变迁,也是传统农民生活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型的标志。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更多的是一个农民移民本土化和在地化的过程,虽然波兰农民在移民美国之初都是为了维护家庭经济,但是美国工业化的扩大和发展却逐渐吸纳了这些波兰农民,而波兰农民也很快在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完成了自身的两个转变一是波兰文化向西方文化的转变,二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农民的职业身份很快确立了[2]。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有着与法国农民和波兰农民相似的时代背景工业化,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身份转换的问题。可是,问题又是不同的,中国的农民外出务工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依然是农民而非工人,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受制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工业化模式,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农民工。特殊的国情是指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中国目前有- 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如果加上当地工商业吸纳的农村就业人口,中国的农民工有亿左右,这是任何一个先发现代化国家都不曾面对过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化如此巨大的农业人口①。而中国又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显然是不同于欧美早期的工业化。根据国务院农民工课题研究组的报告,现今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行业是制造、建筑和服务等行业[3]。拿制造业企业来说,它们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且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以加工出口为主,处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只能挣取微薄的利润。一方面,中国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比较优势”[4]促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很低,它们能有自保的能力已实属不易,根本无力吸纳和消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结构上的特征决定了小农经济的现状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5]。

          笼统的讲,农民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会经历两种身份转变。一个是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其历程就是农民被工业化吸收和消化另一个是农民到农场主或者农业劳动者的转变,其中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使得农民成为了同工人一样的“职业身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历程在欧美早期是同步进行的,以上的两种转变也是同步的,而在中国,因为受制于上述特殊的国情,两部分的转变都出现了问题。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从事工业劳动,可是受结构性制约他们却不能转变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于是农民工便只能处于“半城市化”[6]的状态。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完全转移出去,造就了农村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5],在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之下,农业的现代化改造自然不能如同法国一样彻底,只能实现部分机械化而非现代化。以上便是现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大问题,其中农民工是以上问题的集中表达者和承载者。

          农民工不完全是农民,更不是产业工人,只是农民工。本文的立意就在于讨论两种转变都无法彻底完成的情况下,中国式农民工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在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又是如何进行转换的,这塑造了农民工怎样的行为逻辑本文从农民工“挣钱”、“过日子”的讨论开始,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及他们的行为模式,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半结构人”身份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二、“挣钱”的农民工

     

          农民工有着农民的身份,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工“挣钱”的逻辑。在进行农民工返乡调查的时候,有一道开放性的问题您打工是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是,这道问题的答案非常单一,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回答挣钱。

          挣钱自然是一个现代社会非常熟悉的字眼,但是在农民工那里挣钱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访谈中,大部分农民工说自己打工是为了挣钱,问他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说出各种理由建房、结婚、子女教育等,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过日子、讨生活。这里,农民工所呈现出来的行为逻辑就是,打工是为了挣钱,而挣钱是为了过日子。在调查中我们同样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农民工没有区分挣钱与过日子,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挣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为了挣钱,挣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

          尽管农民工依然在谈论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日子”,但是挣钱在农民口中出现的频率之高超乎研究者的想象。于是,这促发了我们以“挣钱”来讨论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和性质。“挣钱”在农民工口中出现的高频率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挣钱”在传统社会的语境下并不那么平常。传统社会的农民是在“过日子”,挣钱只是过日子的一个附带功能,农民生活的核心在于过日子。而打工使得“挣钱”成为了一个紧要的话题。农民在打工生活中发现,“挣钱”是最有用的,“挣钱”能够完成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的界定“我在城市中打工,是为了挣钱回家。”在城市中工作,没有城市人的身份,也没有城市人的权益,更没有城市人对于城市的主人翁感,有的只是在城市中“挣钱”,而且只需要在城市中“挣钱”,农民的归属还在于家乡的“日子”。于是,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便以“挣钱”的讨论为核心,挣钱被建构成为打工生活的目标,进而被建构成为“过日子”本身。在农民工“过日子”的体系中,“挣钱”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挣钱作为打工的目标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小农逻辑的实践,农民工在打工中具有挣钱的愿望,挣钱只是农民工进行小农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服务于农村的家庭生活,或者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农民工生活的落脚点还在于乡村另一种是工业文明的逻辑,挣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理性化”、“金钱社会”对于农民的深刻影响,农民工获得收入的方式促成了他们劳动力价格的观念,现金货币收入成为了农民工劳动成果实际和唯一的判别标准,金钱上的算计、功利主义的观念日渐成为支配农民工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

    贺雪峰和董磊明在研究农民工的时候认为,有两种外出务工的逻辑,一种是外出务工服务于农村的小农家庭生活,“外出”是为了更好的“返乡”另一种是通过外出务工接近或者进入城市生活,即城市生活成为农民工的务工目标[7]。事实上,两种务工的逻辑并非截然分开,现实生活中相当部分的农民工都在两种逻辑的间隙徘徊和取舍,体现在即便是从未想过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多年在农村形成的观念和态度,他们更加习惯于程式化的工作和娱乐化的消费方式,以至于回到农村之后多不适应,甚至形成了一种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状态[8]。关于农民外出务工,更深刻的理解在于,打工生活重塑了农民工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农民工的观念和态度被城市生活改造。挣钱成为打工的目标意味着,城市中的打工生活对于农民工的行为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工业文明的逻辑凸显,小农逻辑弱化。

    挣钱逻辑的背后,农民工有着怎样的行为模式转变呢?

     

        三、农民工的“半结构化”

     

         与马克思关于英国机械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的命运相似,如今中国的农民工也变成了受制于工业生产的“结构人”,他们是生产线上的一颗小“螺丝钉”[9]。在工作中,农民工是个体的,他并不凸显作为小农家庭一员的性质。可是作为个体农民工而言,这种“结构人”的性质却不是制度性的,而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无法把这些农民工完全吸纳成为“工人”。于是,在中国农民工身上,有乡土社会和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和思维习惯的双重体现,他们成为“半结构人”。

         受2008 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农民工工资有缩减和不发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工要反抗,他们组织了集体罢工,他们的口号是“我要工资”,可见农民工只是要求得到他们已经劳动了的应得的工资,他们并不是要求工作的权利,并不是要求社会保障。这个事件的解决是当地政府出面调停,最后企业主拿出了农民工应付工资的70%打发了闹事的农民工①。农民工还是农民,他以自由小农的身份来思考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有劳动就会有报酬,这是以往的打工经验告诉他们的直接事实。但是,打工却没有告诉他们要有工作的权利,要有同城市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要有享受国家的社会保障的权利,即便是个别农民工有这样的意识,大多数农民工却没有。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承担风险的心理,就如同他们在家中种田要承受自然灾害的心理。社会并没有给予农民工以工人的身份和待遇,社会并没有启发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也没有使他们明白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农民工只是在挣钱,如同春耕秋收一样,劳动就要有回报。于是,这样一场关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金融危机居然被农民工的懵懂与误解化解了,农民工群体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没有成为完全的“结构人”,没有阶级意识,并不要求工作的权利呢这显然与中国农民工特有的“半工半耕”生活模式紧密相关。尽管如此,打工毕竟是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一种形态,它对于农民工的影响不可低估。就是在常年外出打工的生活中,农民工逐渐塑造了一些明显不属于农民生活模式的行为习惯和心理习惯,这使得农民工具备了“半结构人”的性质。

         打工多数是以月份计发工资的,并且每月工资相对确定,这对于农民工的三种心态有直接影响。一是农民工对于挣钱有了短期内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个月之后就会有工资收入,所以,如果这个月的工资花完了也不用很担心,因为下个月还会有。或许年轻人因为年龄特征本身就有多花钱的倾向,但是打工生活中的“月光族”更多的是社会构造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有鼓励他们消费的意味,而农民工自身又有相对稳定的工资预期。农业社会中也有不考虑长远目标而花钱如流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村庄中一般都是被边缘化的,是不会“过日子”的表征。可是,打工生活中的“月光族”现象却没有意识形态的规约,并且已经成为了相当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二是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方式有计时计件或者固定工资制度,这促使农民工产生了只要劳动就有报酬,有多少劳动就要有多少报酬的意识。因此他们把劳动明码标价,理性交换的观念形成,在农民工的心理上,劳动与挣钱就划上了等号。在访谈的过程中农民工有这样的看法,“金融再有危机,与我们无关。靠出卖体力生活,怎么会失业?”②农民工的潜台词为他们的劳动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而不是“坐办公室”、“玩电脑”等那些在他们看来“虚无缥缈”的劳动方式,就如同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一样,农民工不相信自己关于体力劳动的“付出———收获”模式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什么影响。农民相信劳动与收获是可以划等号的,农民工也相信工作与工资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三是“自由民工”心态。工业上的风险与农业风险不同,农业风险多数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而工业风险则由农民工所不懂的经济运行规律和世界金融形势引起。工业风险由强大的国家和组织作为后盾,理论上农民工在承担工业风险上并不处于前线的位置。可是,这次的金融危机风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些没有足够权利意识的农民工承担了工资缩减、大量裁员,可似乎农民工群体相对稳定,只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返乡潮”。这是因为农民工有着自己的小农逻辑,他们只对于“工作———工资”的运作模式有稳定的预期,其他则没有意识。农民工的心态就是哪里有工资,哪里工资高,我就到哪里工作在原来的工厂裁退,还可以找新的工作找不到高工资的工作,还可以找工资低一些的实在找不到工作,还可以返乡种田。这是一种朴素的自我保障的意识,是对应于“自由小农”心态的“自由民工”心态。

          农民工对于打工收入是以月为周期的短期预期,农民工对于承担工业上的风险无能为力。可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的工业风险还是由农民工承担了,农民工并没有反抗,这是因为农民工并不认为他是在给“工厂”和“老板”承担风险,他只是认为这是如同在家种田要承受天灾一样的自然风险。于是,遭遇了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工要求的只是“我要工资”,也就是要求应有的劳动报酬,他们并不是“要工作”、“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工依然是农民,不是工人,他们的行为习惯依然是小农的行为。“我要工资”意味着农民工劳动与挣钱意识的加强,可是这与工业化的行为方式还差得很远,与农耕文明的行为方式也摆脱不了关系。中国的农民工为了挣钱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忍受老板的辱骂,可以没有任何保障,这是因为农民相信“钱不是好挣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几千年来农民的收入大部分都是靠小农式的自我保障,今天农民也没有要求社会和政府来保障自己的收入和工作。

          以上这些充分彰显了农民工“半结构化”的行为模式。农民工的工作和在城市中的消费体现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受制于工厂的结构,受制于城市的结构。然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工业文明的风险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农民工在承受工业社会风险的时候又退回到了小农逻辑。相对于工业文明,乡土社会就是农民工的基础所在,就是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换句话说,工业文明拿走了农民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剩下来的“权益”和“社会保障”却留给乡村社会来承担。

          有着“半结构人”身份的农民工如何来安排生活呢?

     

        四、“过日子”的农民工

     

          黄宗智先生说中国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型农业[5],这形象表达了中国农民的双重性质。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工业化模式,乡村生活逻辑并没有在现代职业框架下进行根本的改变,农民和农民工都在固守着一个相似的生活理想———“过日子”。如何来过日子呢拿工业收入来维持小农家庭经济,打工完成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以小农生产为基本保障,工业生产的成果就可以成为农民的增值效益。农民工过日子的逻辑就是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

          “过日子”是吴飞在研究自杀时候讨论过的本土化概念[10],也是中国小农生活基本的特征。如今,因为有打工的影响,农民过日子有了更多的内涵,种田和打工成为了农民过日子基本的两维。农民的家计安排由两部分的收入共同组成种田保基本的生存保障,打工收入储存起来[11]。这种“半工半耕”的模式往往是以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完成的,即年迈的父母在家种田、看家、带孩子,年轻的子女外出“挣钱”,两部分都构成了农民“过日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田也能挣钱,可是大多数农民却认为种田收入有限,不足以支持家用。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农村地区,人均耕地亩左右的农村,种田是一项“不划算”的事情。多数的年轻人不愿———并且也不会种田了,他们不种田的理由跟收入多寡的关系已经不大,他们爱干净,不喜欢泥巴,不愿意受苦,不愿意干这些“没出息的人”才干的农活。可是种田却是一个基本的保障,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并不愿意放弃家中的田地。农村社会“半劳动力”妇女、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成为了种田的主体。

          因为有家中的田地作为基本的保障,打工部分的收入才更可能以现金货币的形式流回农村。就我们获得的调查数据而言,目前多数农民工的年收入在1. 5 - 万元之间。尽管打工的现金收入较高,可是农民工的存款却有限,年轻人“月光族”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在贵州湄潭县农村调查期间,返乡的农民工告诉我们,在外面夫妻两个打工一年能够存一万元就是“凶得很”①。打工收入拿回农村看起来较高,在城市里消费却非常紧张。现今农民工过日子的一个基本安排就是,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这样可以保证货币效益的最大化。

          问起农民工在城市的务工生活,多数人的体验是较为负面的,他们抱怨繁重的工作任务、被挤占的时间、恶劣的生活环境、周围人歧视的眼光等,城市生活没有给与农民工基本的生活保障、应有的权益和尊严感,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生活的主体性。打工也是在生活,可却不是“过日子”,没有农民认为日子应该像打工生活那样来过。农民工的观念是,要不返回农村来过日子,要不拥有足够资产留在城市但脱离打工生活来过日子。

          因而,农民工过日子的内核还在农村,农民工的经济能力要求他们在农村,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农村,农民工过日子的主体在农村,农民工家计安排的基础也是农村。农村里的农民工也是农民,过着小农生活。目前,学术界对于小农的讨论多是从经济上的论述。黄宗智先生认为中国的小农既不完全是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小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是两者的结合———他们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也可能是受市场和国家剥削的耕作者,这是三位一体的农民形象[12]。黄宗智先生依然是在讨论经济小农,而我认为,中国的小农更多的具有文化小农的性质,而非仅仅讨论经济能够解释的。

          中国人重家庭观念,小农家庭是理解小农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关键。农民更习惯的是自己为自身做生活保障,而非依靠国家和政府农民种田求收获有着较为长远的生活预期,以年为周期,所以农民安土重迁农民是有人生任务和小农理想的,农民的小农理想是丰衣足食,子孙满堂,而农民的人生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样的小农心态决定着农民种田获得的收入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家庭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小农脱贫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建大院”、“买地”,实现他们“大家庭的理想”,这也就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地主和乡绅[13]。这些地主和乡绅很少会以直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为目的,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投资—回报—扩大再生产,他们财富扩大的终极目的还在于更好的家庭生活。如今的农民工说挣钱是为了建房、结婚、子女教育等,这些理由归结起来都是为了家庭生活更完美,也就是打工服务于农民工的小农家庭理想。农民工在打工的场景中说自己是为了“挣钱”,而回到村庄的场景中,他们会说自己是在“过日子”、“糊生活”,这正是文化意义上的小农逻辑。

          在乡村社会,农民在“过日子”而非“挣钱”,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农村社会的意义生产机制。人生目标的两端是付出与回报的对应,其中产生人生的意义感。农业社会中,农民受苦受累,甚至温饱不足,但是他们心中有着强大的人生目标,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也即是贺雪峰所说的“本体性价值”[14]。人生目标的实现必然与天伦之乐的人生享受联系在一起。因为农民为了人生目标付出了很多,所以农民所收获的“天伦之乐”就异常有意义。而今,挣钱成为了一部分农民工的人生目标,在挣钱的两端也联系着付出与回报的对应。农民工劳累和无聊的打工生活是他们的付出,目的是为了挣到钱,而挣到钱后的休闲娱乐必然是与消费联系在一起的,这即是对农民工辛苦劳动的回报,也使农民工产生了新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只是这种意义感和价值观具有临时和物化的性质,它并不能因此建构起农民工的人生意义系统。调查中,农民工回到村中异常在乎自己的“面子”,近年来在全国相当部分农村都兴起了面子竞争异化的现象[15],这不能不说是由打工生活引起的农民工人生意义系统混乱的表征。

          “过日子”是对于农民和农民工生活的立体表达,它的背后不仅仅有小农经济的生产安排方式,也有小农的行为模式和小农的生活理想,其深层背景就是小农的人生意义系统。

     

        五、结论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

     

          农民打工以挣钱为目标,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夹缝中的生活是一个“半结构化”的生活,由此而塑造了农民工特殊的行为模式。理解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首先要理解中国式农民工的行为模式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态。本文以“挣钱”、“过日子”的概念为突破口来讨论农民工“半结构化”的身份和在此身份背景之下的行为逻辑,以此来回应中国式农民工社会性质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庞大的农村社会: 9 亿农民和贫弱的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之一的工业化发展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前提,因而需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贫弱的农村社会给工业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却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城乡二元体制就是这种特殊工业化道路的巧妙安排,它使得农村社会为工业化贡献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一些地域的工业化又快又好的发展,进而以这些地域的工业化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16]。农民工便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城市贡献了劳动力,却又被归属在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实力大增,可是这些做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却依然游离于城乡之间。农民工将走向何处这不仅是农民工个体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然而,农民工未来走向的前提却是对其社会性质进行充分的把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农民工社会性质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生活系统,农民工则是游离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双栖人”,他们有着农民的身份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可是,农民工的身份转变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不仅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限定了农民的身份,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今的城市依然容纳吸收不了过多的农民工。目前,各大中城市人满为患、房价虚高、交通拥挤严重。这种新的形势也决定着要对农民工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工业社会通过农民工的“挣钱”侵入到了农业社会中,现金货币支付手段成为了农民工新的认识标准,由此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行为模式。不过,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的吸纳能力,农民工的生活重心还在于乡村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注定只能成为农民工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在这样的结构下,保障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畅通、让农村社会吸纳返乡的农民工、让农民工回到农村也能实现自我,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义,也是维护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成果的基本方略。

          惯于以小农逻辑来思考问题的农民工并不曾真正意识到自身正在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建设中,城市中的打工经历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是“挣钱”的手段,就是“过日子”的另外一种选择。农民工群体通过打工完成了自身在农村的“家庭再生产”[17],而国家通过农民工打工则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懵懂可以化解金融危机的短暂影响,可是,农民工对于自身未来走向的思考却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有着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经验的农民工群体表现出多重矛盾性工作与收入、应有的权益与保障、对于城市的梦想与农民的身份、文明的城市与贫弱的乡村、人生目标与意义系统等,这些都可能引发并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就是目前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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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托马斯,兹纳涅茨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 张友云,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131

    3]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J]. 改革, 2009( 2) : 18 - 27

    4] 林毅夫,蔡昉,李周.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5) : 1- 11

    5] 黄宗智. 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 读书, 2006( 2) : 23 - 30

    6]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 107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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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M]. 曾令先,卞彬,金永,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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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许烺光.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 台北南天书局,2001: 94

    14] 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 2008( 3) :51 - 58

    15] 袁松. 消费文化、面子竞争与农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经济中的顾村为例[J]. 西北人口, 2009( 4) : 38- 42

    16] 贺雪峰. 城乡二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合理性———与蔡昉先生商榷[J]. 上海城市管理, 2011( 1) : 4 8

    17] 张世勇. 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6) : 25 - 28

责任编辑:gz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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