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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军:村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 ——基于陕西武功县金仙观的调查
2016-07-02 17:25:00 来源: 作者:杨学军 【 】 浏览:799次 评论:0

村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

——基于陕西武功县金仙观的调查

杨学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脚点。村庙及其庙会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微观缩影,村庙文化是乡村精神的活的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新世纪以来,金仙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参加村庙建庙和参与庙会活动,村庙的经济收入连年猛增,庙殿建庙持续不绝,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文化活动日益繁荣。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只是提供了村庙文化繁荣的可能性,微观层面上村庙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围绕金仙观发展中的国家力量(即党和政府)、基层组织(农村村委员、党支部)、自治组织(庙管会)和公民个体等多种主体的和谐共处、协作善治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乡村;表达;村庙;金仙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只有深入到时代生活中的活的传统文化,才能发挥文化的实际功能,才能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文化的表达就是指称“文化其所具有的实际功能。”[]“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通过种种方式展示、表现该文化的特色或内涵就是文化的表达。”[]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脚点。能否融进鲜活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实现表达的关键。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书中曾经提到,真正的传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而不是那些写在古代经典著作里的字句。活的传统,无论好坏,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经典章句里。那些思想,那些灵魂,早已经化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日常生活中,是让人活且活得幸福的那部分,而且那些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只有在生活中,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其能指和所指的表达。本文将结合在陕西关中地区的田野调查,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乡村传统文化:坍塌抑或繁荣

  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文化的剧烈变迁不可避免。尤其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青年农民进城务工、回流和城乡互动的频繁,电视、电影节目的日益都市化、商业化,手机、电脑网络等新媒体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传统的乡村生活发生着巨大变革。近年因创作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而广受关注并获得好评的学者型作家梁鸿,通过在自己家乡的走访观察,认为中国的乡村受城市化的时代潮流裹挟,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的样态已经沦陷,整个村庄已是文化废墟。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式微,揭开中国文化共同底线沦丧的隐疤,而乡村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样态上,都处于坍塌和被抛弃的状态。她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觉,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一个乡村、在一个村庄里面落脚的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坍塌的状态。”[]梁鸿先生的感受,道出当下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困难现实:地方和基层政府无意于体统文化建设,基层组织无力于传统文化建设,中小学校无心于传统文化教育,农民个体原子化无助于传统文化建设。

  但是,“长期以来, 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尽管农村受到辛亥革命等历次革命运动冲击, 但狂波微澜中却充分显示了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强大与坚韧。19491978年间,革命狂潮席卷中国农村,多年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革命文化”冲击,但革命热潮退去后,‘革命场面文化’的作用日益削弱,文化的传统层面重又显示出其强有力的影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乡村社会日益自治,由乡村社会的各种民间自组织力量所激发的乡村传统文化得以复苏以至繁荣。

  当然,地方和基层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也试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装广大乡村社会。但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指针下,农村文化建设被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农村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被系统性地遮蔽。农村文化建设被简化为文化产品和娱乐活动。这种行政主导或政治控制的文化传播活动,在一定阶段能够迅速高效地动员整个乡村社会,但常常无法实现常态化发展。这种自上而下借着“拯救者”的姿态使内生于乡村的传统文化被压抑和遮蔽。结果,国家所大力推动、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往往都无法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撤退,它所倡导的文化样式便难以持续,各种公共文化组织、文化设施也都无以为继。以往被国家话语界定为所谓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农村传统文化活动陆续复生。[]而村庙文化的复苏和繁荣,正是新时期乡村传统文化表态的最好体现。

   二、村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

1、概况

  村庙[],又称社庙、村庙、祠庙。村庙是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集中承载者。村庙及其庙会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微观缩影。村庙在聚合群众利益、反映群众诉求,以及降低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人际消耗、缓释社会冲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历史悠久,村庙林立。旧时就有北方 “村村有寺庙,家家供香火”,南方“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强势介入农村社会和民间生活,民间信仰被归结为“封建迷信”,大量村庙被拆除或改为他用。80年代以来,在国家重新确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背景下,民间信仰发展的政治社会环境不断宽松,一方面,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扩大并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广大乡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给农民生活和心理造成的种种“不适”,使民间信仰得以迅速复兴,使村庙得以恢复和重建,村庙文化活动日益蓬勃发展。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福建省)上规模(10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有26130处”[] ,“据不完全调查统计,台州市有未经批准建造的小庙小庵4000多处,为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700处的2.4倍,为正式登记的佛、道教活动场所1330处的3.1倍。”[]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座村庙,无从统计,但以村庙为依托的民间信仰勃兴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陕西关中,中华民族大半部文明史完成的地方,又被亲切地称为“中国的院子”。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主流与衍生,它的绵延框架和细节,多在关中形成。[]这里有完备的安魂安心的村庙系统。历史上的关中农村,不只是“村村皆有庙”,而且是“村村三五庙”,或娘娘、或关帝、或社神、或祖先、或牛王马王,不一而足。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拆掉、被占用或已经破旧的村庙逐渐恢复重建,时至今日,群众建庙及其庙会活动绵延不断,乡村庙宇星罗棋布。比如位于关中中部地区的周至县1987年调查,平原1042个自然村,其中782个村有庙会。庙会游客上万人的29个,上5000人的百余个。[11]有会必有庙,但有庙未必有会,村庙数量可见一斑;据统计,陕西省宝鸡地区“有民间信仰场所1700多处,庙殿512座,除以佛、道教寺观名称定名者外,常见的有老爷庙、龙王庙、山神庙、财神庙、土地庙、城隍庙、娘娘庙等,甚至还有鬼王庙、狐仙庙、鲁班庙等。宝鸡全市12个县区均有分布。”[12]金仙观便是这千万村庙中的普通一员。

  金仙观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位于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聂村[13]西南角的土塬上,见图1、图2所示,西望杨凌,北接宝鸡扶风,东依武功。金仙观所在的聂村及其周围村落是典型的乡村地区,该地农民收入在陕西省居于中游。2012年,咸阳、宝鸡和杨凌示范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500元,2013年武功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335元。金仙观的主神是聂云霄,据传是聂村汉明帝时期的人。她被演绎成《封神演义》中的“云霄”在千年后的转世。时至今日,金仙观已经由原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小庙宇发展成为方圆几十里的 “第一个庙宇”,“收入大的很”[14],由原来名不见经传,发展成2001年新版《武功县志》中唯一被记载的村庙,金仙信仰的传说也被载入县志。

2、村庙文化的特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不同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不同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不同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5]以此观照,在乡会社会,村庙文化集中表达了传统文化的这三个根本特点。

  (1)村庙文化集儒释道于一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村庙文化的核心是信仰文化。村庙承载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是儒、释、道相结合的“弥散性(Diffused)”宗教。金仙观以“观”命名,看似道教,但这只是一种策略性命名[16],村民们将之称为“聂村庙”,旧称“救世祠”。金仙信仰的主神聂云霄,是一位混合了宗族祖先、村庄英雄和救世菩萨的神灵[17]。下述说法代表了村民们对金仙信仰的基本认识:“这菩萨不是道教,是大道教门。佛

3 金仙观供奉神祇图略

所供奉神灵编号的说明1杜凤岗;2救世菩萨聂云霄;3聂江柱;4聪儿;5聂云霄;6聂正;7文昌;8琼宵;9灵山老母;10碧宵;11地母;12王母娘娘;13无生老母;14甘罗;15玉皇;16梁灏;17办公室;18会议室兼接待室;19香火店;20饭堂;21收实物处;22香炉;23功德处;24测签处;25发文处;26土地老爷;27三官(天官、地官、水官);28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29葆婴圣母;30南无大势至佛;31南无阿弥托佛;32南无观音世佛;33宿舍;34土地宫;35药王;36诸佛神位;37财神;38普贤菩萨;39观音菩萨;40文殊菩萨;41送子菩萨;42地藏菩萨;43白衣菩萨;44唐僧;45白龙马;46猪八戒;47孙悟空;48沙僧;49大王。

  教也不属于,道教也不属于,见神齐瞌头,不管你佛教,道教,天主教,不管啥教,你进了庙你就瞌头。”[18]“聂村庙是道教,道教里边杂着儒教和佛教,儒释道三教合一,在一块呢。”[19]“咱这个菩萨先是道,后是佛,就叫个全修道,按《金仙传》上说,摆黄河阵,多亏那三教主托吾师傅方便,这是那一世,转咱聂村咧,灵山老母来护祐,脱化出家老尼人,那尼人就是尼姑,师傅是佛,徒弟必定是佛么。”“三教原来是一家,混沌年间生老子,理梅夫人怀老子,怀了八十一年并一春,二月十五午时生;丙寅年间佛降生,四月初八午时生;春秋战国生圣人,颜夫人怀圣人,怀了十五年并一春,十月二十七酉时生。佛留生老病死苦,道留金木水火土,圣留三纲五常伦,三教共和共一季,本是一百一十一年单一春。”[20]可见,以村庙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特点。村庙祭祀的神祇也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特点(见图3),这些神祇虽然分属道教、佛教和儒家,但这些都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民需求息息相关,同时,其中一些神祇又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专门为孙悟空修建了大圣庙,在看似零散中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甚至对于前来祭奠的相当村民而言,这些神祇并无多少实质区别,“所有神灵在本质上只是中国民众实现世俗目的的工具。不论对什么神,都可以包容,都可以崇信,只要它们足够灵验”。[21]

 2)村庙文化绵延不绝、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村庙文化源远流长。“村庙既是村民寄托情感的处所,又是村落历史传承的载体。”[22]一通历经劫难而保存至今的清朝嘉庆十五年(1810年)庙宇重修的一块石碑“重修白衣菩萨庙碑记”,证明金仙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石碑已是金仙观的“圣物”。“那碑子是唯一把历史记载下来的东西,好多地方现在是把真正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失遗啦。(有东西在那),那人心里踏实,这是真事情,你不是这的话,你说下那个,人总是觉得不实在。”[23]由于长期战乱和国民党时期对民间信仰实行打压政策,1947年时,金仙观只剩下破旧不堪的一间小殿,也没有独立的庙会。但就在这一年的端午节,聂村一伙妇女去庙里上香,其中有一字不识的50多岁村妇别彩云。上香之际,她突然晕倒在地。被众人救醒后,她让人请一位读书人来拿笔记录。别氏发神言:“吾当非妖非魔、非鬼非怪,吾是救世金仙菩萨……”,《金仙传》自此诞生。在现存的《金仙传》序言中,记下了当年的情形:

  “今岁端阳日,仙鸾临坛,借口传话,村人代笔约三时许已有数千余言,字字惊心、句句觉世,读之不但仙之出处踪迹可以了然于心目,既普及众生之大慈大悲心肠亦溢于言外。”[24]

  别彩云就成了菩萨踩的“角马”[25]。正是因为她所口传的“金仙传”,生动再现了聂云霄的生平事迹,人们原本不清楚的聂云霄也因之完整地呈现出来,聂村人的信仰从此有了根基。此后,聂村人耿志强(时年33岁),在1947年腊月初八一大早,直奔离聂村约2.5公里的营西村 “五里冢”,说那里的几个土堆是他父母和哥嫂的坟,当时村人谁也不知道这是坟,而耿的父母还健在呢。只听耿说:“吾是救世金仙菩萨,传了金仙传,你们好好看看就知道了”。村人才知道是菩萨借口传言,从此信服。村中的财东家、“大人物”崔鸿俊、耿铭兴领头,倡导给聂金仙重修庙殿。一时间村人群起响应,开始动工起建。耿志强后又不断伐土神、聪儿、老母等角马传话,继续催功修庙。当时耿天天晚上传话时跟过庙会一样,人很多,男女老少都去。到解放前,共传了四十八篇文或书,其内容多是教化劝善,有逆子虐母、亲娘害儿、妯娌不和、贤孝有善得福、居官行德得报等。

  当时人们建庙热情很高,周围80余村民众自发来干活(见图4)。还有二十四个“工头经理”(图4照片中坡下的24人),“人多的很”,和大工地一样。在建庙过程中,形成了传至今日的“八社体制”,即金仙观由“八社建”、“八社管”。“八社”指此时重建金仙观的八个自然村,金仙观主要由这些村的人捐资捐物捐盖起来。八社以聂村为中心,坐落在聂村西、南、北三个方位,包括:聂村社、洛阳社、马台社、松林社、章召社、董家沟社、陈家沟社和殷彭社。八社目前约有1.1万人口。“八社管”即金仙观的庙会运作事宜由八社共同商定。到1949年四、五月份,庙建基本完工,盖起两座崭新大殿和觉本佛堂的几孔窑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据“唯物论”和“无神论”,系统“反对封建迷信”, 将以村庙为核心的整个民间信仰统统归入“封建迷信”,又将之与封建会道门相关联,民间信仰成为破除和打压的对象。历经土地改革、“破四旧”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延续了数千年的民间信仰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干预下出现了全面的断裂。金仙观虽未被列入“反动会道门”,但其主要参与者却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的对象。耿志强、杨德山、董凤英等积极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游街示众。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解放初,老庙、圣母庙、东厢房被拆。但由于群众强烈反对,加之重修不久的金仙观庙院大殿是村中最好的公共建筑,金仙观两座大殿被改作聂村小学的教室,从而躲过了被拆掉的命运。此后,国家连续破除迷信、破四旧,以至文革十年浩劫,历次运动先后将神像毁掉,灭神摒教,但金仙观虽被改为学校,但“庙中神像”被“群众用土坯挡住了”。 大殿被占了,人们就去大殿旁边的土地庙去祭拜。土窑洞里的佛堂还在,经常有香火,虔诚的乡民会抽空偷偷去祭拜一下。即使在文革期间,“人们还偷着来,把神一敬就走啦,没有集会”。庙里的一些传统活动还在继续,“文革中也把取雨[26]都没打倒”。“社教”运动和“反封建迷信”运动正在进行的1964年,耿志强还和同村三人秘密去西观山“清山清泉”。

  “破四旧”和“文革”中,民间宗教信仰遭到全面禁止。人们以阳奉阴违的方式,表面上对国家的强势行为表现出恐惧和顺从,但在内心却一直没有中断信仰。农村的信众们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坚持信仰活动,白天不敢来,就趁夜里到庙周围烧几张纸、磕几个头。“文革时黑了偷着来,来的人也不少,成群(的)人来,晚上来,白天就回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对民间信仰没有明确态度,但不再公开在大范围内强力抑制民间信仰,金仙观随着政策环境的宽松逐渐复苏并且不断壮大。

  3)村庙文化经世致用,具有极强的教化作用

  村庙文化多元实用,适应了不同人的多样需求。村庙及其庙会活动使信众和香客有了精神依托场所,老年人有了情感寄托平台,青年人有了故乡生活的记忆空间,孩子们有了游玩的天堂,最终成为乡村熟人社会的公共空间。村庙“确实是个教育人的大机构,不是个小单位,这是为群众树立榜样的地方。[27]在这来一天,帮一天忙,心里踏实。给钱的话可能就不来了。从大的方面讲,也是起教育人的作用,你在这来一天,帮一天忙,能烧香、能磕头、能上布施,在思想上在心里边形成不损人利己,向善了,在某些方面还起相当大的作用。[28]人们可能抱有不同的动机来庙里,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得到安宁、情绪得到舒缓、心灵得以抚慰,从而社会更加和谐。“来庙里,高兴很,我一进这庙门,心宽的么,头脑中的烦恼都忘完啦,看,不想家里儿孙的淘气的事,忘完啦。心宽的和渭河一样。”“屋里活我干完就来,初一、十五把家务活紧完,就要给庙里操心,把家里事都安顿完啦,忙里偷闲木,干一辈辈子,啥时候死啦啥时候结束[29]

  村民们到村庙许愿、还愿、问事等等,已经成为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前也发过文(指许愿),娃考试,发过就考上啦,这可(又的意思)求神、求爷给我娃保祐媳妇,抱爷腿,求爷来啦。”“现在人也富裕了,人的心好善,这的菩萨也灵的很,有求必应,你求啥事菩萨都能办到,能办到,人来这就发自内心的”。[30]当然,不同的人也会抱有不同的看法,“发文什么的,主要是心理作用,不见得起作用。我是这么个认识的。不是说烧啦、你把文烧啦,你WO娃就考上啦,倒不一定。关键问题是要娃学习好成绩好呢。”“我参与庙是为了这一方人经常能热热闹闹,高兴,主题在这里。什么信神,不是这么个情况。[31]老了没事到这帮个忙、操个心,把老婆(陕西有句俗语,房子半边盖,庙里全是老太太,在这里,老婆指的是老太太,意指庙里的香火钱是由老太太们捐的)拿的钱放在路数上。我也是党员,咱这有县上文物保护的碑子哩(1994年,金仙观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那碑子我也不会到这来,有那碑子我到这来,文物保护么,咱就是起这么个作用。搞这封建迷信这一类的,咱说粗话,还有那大干部都到这里来呢。[32]我这庙是剔除迷信那一套,也可以叫迷信,我给你(明)白说啦,迷了才能信仰,信仰,要那个人心要想往那里去[33]

  村庙,不仅仅带给信仰者和老年人的心灵慰藉,它也是青年人和孩子们的“快乐老家”。孩子们在爷爷奶奶辈的熏陶下满满地浸染着传统文化,青年人在春节返乡期间,村庙的庙会活动成为相互之间沟通感情、交流信息的公共空间。就在这潜移默化期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3、村庙文化的集中体现——庙会

  传统文化通过村庙的庙建、仪式和活动等予以表达。庙会是村庙最重要的活动。通过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庙会活动,传统文化不断得到、扩散、传播和强化。金仙观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六月十九和十月初五(指农历时间,下同)分别举办三次大型庙会,每次持续三天,逛会的人数皆都超过万人。这三大庙会再加上正月初一的“灯笼会”,每年至少有五万人逛会。除此之外,金仙观在每月有初一、十五的“上香”、 初八、二十三的“合堂”等小型庙会。每次“上香”都会来两三百人左右。此外,金仙观还有二月初三的文昌会、九月十九的观世音菩萨出家日等小型庙会活动。而周边几十公里内的各类村庙,基本上每年只有一次大的庙会。少数村庙的参加者可达万人,大多数村庙赶会人数是一两千人,其影响范围也小。这些村庙在初一、十五“上香”只有一二十个人,大都没有“合堂”活动。

  金仙观庙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年三大会上,周边各村的锣鼓队、秧歌队都会前来助兴,方圆几十里的数万群众赶来参会。这些人主要来自咸阳地区的武功、乾县,宝鸡地区的扶风、眉县,杨凌示范区,西安地区的周至等。除了以上地区,金仙观的影响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三大庙会时,金仙观还邀请知名秦腔剧团前来演出三天四夜,年费用将近十万元;而附近的庙会由于规模小、资金不足,只能花几千元请一场戏,或者只花几百元请自乐班简单地娱乐一下,有的甚至连自乐班都请不起,只能通过喇叭播放一些戏曲。

4、村庙文化的社交网络——信仰圈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天下,强调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村庙文化深深烙上了这种集体主义的特点。如中国世俗的熟人社会那样,金仙观围绕聂村,也形成了特定的信仰圈,参见图1、图2。聂村是金仙观主神聂云霄的出生地,老百姓称其为菩萨爷的娘家,金仙观是聂云霄的家庙;父母兄嫂坟茔在武功镇营西村;其舅家在武功县游风镇;聂云霄学艺在凤翔灵山,师傅是佛道双修的灵山老母;她修炼地在扶风西观山,治病救人采药的地方在眉县莲花山,村民们将云霄看作《封神榜》三霄中的三妹[34]大姐碧霄和二姐琼霄修炼的地方分别在东观山和中观山;聂云霄的前世是火星娘娘,松林村有供奉火星娘娘的祈子庙,杨凌李家村的烨光殿供奉着云霄的二姐碧霄,扶风县席家村的王家庙供奉着云霄的大姐琼霄;周至县南聂村被说成是武功聂村人在汉明帝时遇难出逃的地方,它也有娘娘庙,自然敬拜的是聂云霄;另外,聂村周边方圆几十里内的其他村落的娘娘庙,也被认为与金仙观具有某种“亲戚”关系。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分布在周边村落,由虔诚的金仙观弟子(解放后不同历史时期在金仙观立香的人)建立的金仙观分堂,它们视“金仙观”为“老家”。以上这些村庙,构成了金仙信仰的社交网络。

    三、小村庙 大繁荣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仙观已逐渐发展到香火旺盛、望重声隆的繁荣阶段。每到三大庙会,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金仙观内敬拜神灵,络绎不绝,殿内人满为患,人流如织;金仙观外的广场中,看戏的,看广场舞、锣鼓队表演的,卖小吃的,卖民间偏方药的,穿过广场到金仙观其他庙宇敬拜的,人潮汹涌,熙熙攘攘。光专门收布施财物的老汉,就有十五六个,布施桌前随时挤满了等待捐钱捐物的人。在庙上免费吃饭的人,就有一两千人之多。当然,大多数人是不在庙上吃免费饭的,吃饭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仔细总结金仙观繁荣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广

  金仙观虽说是八社体制,但金仙作为民间信仰,其影响范围早已超越了八社。环绕八社区域,除了武功县本地各乡镇外,金仙信仰传扬东至乾县兴平,西到扶风、岐山,南接杨凌、周至、眉县一带。因此,每逢庙会,远近前来的香客和游人众多,拜神、求神、测签(占卜)、烧纸钱、发文(许愿)、还愿、娱乐等等,不一而足。此外,由于民间多因疾病、灾祸、运气等祈求金仙,而甚感金仙灵验,因此周边村落在外工作的人,有些会从附近的西安、渭南、宝鸡等地赶回来,也有山东、河南等外省的人因寻友访亲偶然到此,还有一些人在远地如新疆、湖北等地工作而专程返乡或托人祭拜,以至于金仙信仰影响范围甚至延展到省外。从社会分层来看,金仙观庙会主要参与者是中老年农民,以女性居多[35]。从社会职业来看,到庙会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做生意的个体户、企业主、大中小学教师、党政公务员、大学生、游方道人等。年轻人多在正月初一或十五的庙会上游玩和祭拜,附近中小学生一般在庙会或平时来庙里玩耍,学大人敬神。

2、财物收入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仙观每年所收布施(财物)逐年增加,详见下表。

  2 金仙观年收入、支出(2004——2013

           资料来源:根据金仙观账本数据整理

注: 截止2014年正月十五庙会,金仙观已还清全部各类欠款,还节余2万余元

  在金仙观方圆几十公里内,分布在武功、杨凌和扶风一带的村庙非常多,如杨凌白龙湾的娘娘庙、姜嫄祠、武功镇纪念后稷的上阁寺、杨凌建子沟的恩义寺等。但与以上区域的村庙相比,金仙观的布施收入是以上村庙布施收入的几倍乃至十几倍,在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年收入达到10万的村庙都非常少。

  杨凌白龙湾的娘娘庙(距金仙观约20公里),历史上拥有16社,规模远超金仙观的八社,其全年布施收入最高不超过8万元,年平均为4万多元;杨凌乌木沟的李家烨光庙,历史属6社,每年布施平均为4000元到5000元左右;恩义寺位于杨凌示范区城区,地处闹市,也有传统的六社体制,但全年所收布施不过34万元,扶风县刘家村的西观山(距金仙观35公里),年收入不超过7万元。

3、庙殿规模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金仙观重新修建了中殿(云霄、文昌)和土地庙。进入新世纪以来,金仙观修建了玉皇殿三间、圣母殿三间、大圣殿十二间(含接待室)、大圣殿前凉亭一座、三清殿上下六间,觉本佛堂七间(含办公室),金仙观外半坡巡山大王庙2间(金仙观外东半坡和西半坡各一间);办公室十间(含新香火店)、食堂十间、戏台一座及更衣室三间(含为剧团做饭灶房)。直到2013年底,金仙观的基建才告一段落。到目前为止,金仙观建成了分布在5处的庙殿系统,蔚为壮观。

4、 组织管理细

  金仙观的管理,在武功、杨凌、扶风、眉县和周至等地孚有众望,深得群众信赖。会长李运财善于和重视对外接待。他说,对到庙里来的人,一定要热情招呼,把人招呼好了,人心里受活,才愿意多来,也愿意上布施。副会长张三民性格直爽,敢于指出庙务中的不足之处,嗓门大,执行力强,庙的各项事务安排一般由他负责;副会长申志刚果断,善于决策,一般全盘事务由他负责;副会长耿锁成会长沉稳仔细,谨慎周全,善于协调会长和委员们之间的关系和意见。

  金仙观每逢重大庙会,之前一个星期左右开准备会,安排庙会各项事务。“庙会管理分了十二个组。各组有负责:执堂组(各庙殿执班)、帐桌组(收布施),后勤组(杂七杂八事)、厨房组、执勤组(治安维护)、接待组(外来居士)、测签组、发文组、香裱店、办公室等”,总共需要100多人,“给各社分配执事名额,由各村委员指派和请人。”   

  平日里,金仙观有住庙的老人。这些老人有的是庙管会从附近村子请来的,有的是自愿来庙里的,她们守护着金仙观日常的人气。如王月亭,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啦,常年在金仙观的大圣殿驻守,为人看病禳灾。她的干女儿据说有成百人,有的干女儿跟她本人年龄相差无几,全是治好病后自愿拜在她的名下。

  金仙观对捐来的布施,无论多少,每一笔账都实名记录在册,可以随时查看。庙会上交到神像供桌上的香火钱,由值守的两个人一起(互相监督)收到袋子里,然后游金仙观指派大约5人将所有供桌上的香火钱统一清点。清点完毕,现场交给会计。

  所有大殿、香裱店和私下里的捐资,全部写清楚数额以及相关经手人,由会计交给出纳,出纳登帐。庙里的支出,经开会商议后,实行会长负责制。出纳和会计各司其职,一个负责接收布施和开票,一个负责支出和凭票报销。

  三大庙会每次结束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金仙观都要召开总结会,主要是公布上次庙会结束以来直到本次庙会结束的所有收入和支出明细。

5、 活动特丰富

  金仙观可向民众提供多种服务,满足各种来客的心理需求。金仙观有十几座庙宇、上百位神祇,可以满足群众不同的祈求。同时,这些神祇威严的法相、衣着,墙上的壁画,可以给人带来思想上的教化、知识的传递和精神上的享受。

  为了某种心愿达成,有人可以直接去烧香拜神,然后布施;也有人可以采取“拜神→抽签→解签→发文→烧文→烧纸钱”的步骤来祈福,多数人为了郑重起见,采用后者以求神灵护佑。

  金仙观每年在三大庙会上,必安排“三天四晚”的秦腔戏[36]。虽然每年为此花费十多万元,但为庙会营造了热闹的气氛,聚拢了人气。去庙会看戏已成为聂村及其周围村落老年人的一大娱乐活动。每次庙会唱戏,戏台下总有200500左右的老头、老太太仔细观看。更多的人虽然不那么专心,但在这样的气氛中,也会偶尔驻足看上几分钟。除了唱大戏,周围村子的女子舞蹈队、秧歌队,男子锣鼓队都会自发前来为庙会助兴演出,每次都有数千人观看

  每逢大庙会,金仙观里许多“角马”会从周边村落涌来。这些人或说或唱,劝善讲道,村民们在此过程中,精神和心理得到很大的满足。此外,金仙观还邀请经师在庙会上为神灵诵经。经师一边诵经一边烧黄表纸,乐手敲锣吹笛相和,一些老年妇女或跪或坐,陪在一边。金仙观也有自己的神戏,唱的是聂云霄出生、修炼、替全家报仇、杀贪官污吏的经过。神戏一般由自乐班演唱。

6、群众很信赖

  庙会期间,周边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到金仙观进行文艺表演,八社的上百人前来庙会帮忙,没有报酬,全凭自愿。在别处,庙会上也有表演和帮忙的,但往往由村委会出面组织,而且必须有报酬。在金仙观的庙会上,周边村子的十多家广场舞队、锣鼓队自发表演。有的大村人口多,还分老年秧歌队、青年广场舞队等。表演广场舞的人说:我们是自己来的,没啥报酬,我们愿意来,给爷(神)禳会呢!许多人为给庙帮会而放弃每天五六十甚至上百元的打工收入。

  在庙会时,周边村子的老头们,会带着马扎,带着自家的麻将或者花牌,相识不相识的,一起坐在庙旁边的树下,打打小麻将,听听秦腔戏,看看热闹,谝谝闲传,很是惬意。庙前的广场上,占卜算卦、卖药治病、看戏谝闲、买进卖出、乞丐行乞、幼儿园招生、工厂招工等,人来人往,热闹极了!

  人们去金仙观,有相当一部分人去祈求神灵帮助实现某个心愿,比如金榜题名、生子、提拔、发财。如果心愿达成,他就会来庙里还愿,会给神放鞭炮、披红、上百元的还愿布施。三大庙会的最后一天,金仙观都要派一名会长在戏台上专门宣布还愿者的名单。还愿行为必然产生示范效应,更多的人会相信金仙菩萨的灵验,并前来敬拜,而这些人又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亲朋好友听。

金仙观立香人员情况

注:本资料统计为20047——20133

资料来源:根据金仙观立香登记册内容整理

  金仙观从耿志强时期开始发展金仙信众,对他崇拜和信赖的人通过立香仪式,成为菩萨的弟子,见表4。近几年,金仙观对立香入道的弟子登记造册,发放道证。弟子立香后,必须遵守金仙信仰中的八大条规和七大诫命。经过一段时期的修为,这些徒弟可以继续发展弟子。为了方便祭拜,弟子经过金仙观允许,可以在本村设立分堂,即塑金仙菩萨像,建立神堂,供人跪拜。目前金仙观的分堂有六七处,每处弟子有二十到五十多人。每逢金仙观三大庙会,各分堂的弟子们必定前来敬拜。

四、村庙文化繁荣的逻辑——合作善治

  “单纯用政府意识形态工作和文化政策的变化来解释传统的复兴,是不充分的。”[37]良好的社会政治和政策大环境只是提供了村庙文化繁荣的可能性,微观层面上村庙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涉及到社会生活诸多层面,是农村社会生活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仙观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围绕金仙观发展中的国家力量(即党和政府)、基层组织(农村村委员、党支部)、自治组织(庙管会)和公民个体等多种主体的和谐共处、协作善治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没有明确态度,但不再公开在大范围内强力抑制民间信仰,金仙观随着政策环境的宽松逐渐复苏和壮大起来。地方和基层政府[38],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一波三折:“默许→拆庙运动→有限支持”。在上世纪整个8090年代,基层组织和金仙观庙管会的关系、庙管会的内部管理、地方政府对金仙观的态度,都处在非确定性的变化和彼此交织中,但总体上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从而构成了金仙观在矛盾冲突中复苏壮大及至繁荣的历程。

1、政府的有限支持

  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相一致,金仙观所在的武功县政府和主管部门,在整个八十年代,基本上对“民间信仰”持放任自流或者默许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广大群众被压抑的信仰热情迅速涌起,全县农村到处建庙,民间信仰和村庙发展呈蓬勃之势。以致到九十年代初,“封建迷信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武功县政府以破除迷信为由,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拆庙运动,要将“私建乱建”的庙和“不规范的东西”都拆掉。当时每个乡镇安排一到两辆汽车,每辆汽车上坐十来个人,专门到村上拆庙。武功镇政府也打算派人拆金仙观。

  其时,八社中的许多老年人自发去护庙,拆庙队几次无功而返。加之聂村村委会也请求保护金仙观,在此情况下,金仙观躲过了最初的厄运,但被拆的风险依然存在。转机来自1994年,这一年,武功县公布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仙观以“古建筑”之名赫然列于其中,古建的年代被认定为清和民国,金仙观从此有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护身符。

  但实际情况是,金仙观最古老的建筑也只是始建于1948年的两座大殿,何来建于清朝之说呢?金仙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如何获取的呢?追寻缘由,黄权中[39]功不可没。

黄权中是武功县观音堂镇人,1955年至1956年间在聂村小学(学校地址便是当年的金仙观,当年黄还让耿志强给他针过灸治过病。)教了一年半的书,对金仙观有很深的感情。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任武功县文化馆馆长和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拆庙的消息传来,八社里有名望的老人和聂村党支部书记先后去找黄权中,请求保护金仙观。得知消息后,他马上到镇政府去制止,说金仙观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拆。当时,金仙观还没有一个正式名字,有人叫菩萨庙,有人叫大王庙,有人叫聂村庙,黄权中将之归为道家,又依据《金仙传》的内容,命其为“金仙观”,从而巧妙地使之避免成为拆庙运动的对象。后来,在他的努力下,金仙观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金仙观从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投资修缮,群众修建庙殿也不用向上报告,基建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布施。但庙宇只能建新,不能拆旧。地方政府主要规范其发展方向,对金仙观庙会等具体事宜,政府则任由金仙观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县文管会指定聂村党支部书记为兼职文保员[40],通过他对金仙观进行宏观管理,如不定期提醒庙里注意消防安全和庙会活动安全。在庙管会的要求下,镇派出所也会在庙会期间进行少量巡逻。

  199410月,武功县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给金仙观颁发了“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41]2001年出版的《武功县志》将金仙观列为“县境内著名的道观”。金仙观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2、基层组织的正确领导

  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金仙观并非完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它与农村基层组织[42](村委员和党支部)是台前与幕后的关系。

  首先,金仙观庙管会的主要领导由三大社两委会委派产生。在八十年代,金仙观总领导由三大社两委会协商确定。改革开放以来至1986年,金仙观庙管会第一代总领导为洛阳村人杨春生;第二代总领导为松林村人崔宏发,他从1986年以后全盘负责金仙观庙务。但因各种纠纷,崔宏发在1999年被聂村村委会和党支部罢免,庙管会主要领导都被撤换掉。经过两年左右的短暂过渡,2001年起,聂村两委会派出卸任的老书记杨春茂担任庙管会总领导。

  第二,金仙观的重大事务受三大社两委会的扶持和领导。庙里的一般事务,各村基层组织不管,由庙管会斟酌处理;但如果是重大事件,如是否开展基建、庙管会成员之间严重纠纷、会长任命等,庙管会要把各村书记和村长叫来商量,处理办法根据庙管会和各村商议的结果来定。其中聂村两委会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正如庙管会一位副会长所言“庙管会要在八社的领导下做好具体管理工作”,“大事要把村上书记村长叫来商量,要借助政府力量,咱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受政府的管辖。”

3、庙管会的有效管理

4 庙管会常务委员成员情况(2014年)

庙会时间(农历)

庙会主题

正月初一

神祗同过会,“灯笼会”

正月初九

玉皇大帝过会

正月十一

圣母会

正月十五

救世菩萨祭祖大会

二月初二

总土地神过会

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过会

二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圣诞

二月廿一

普贤菩萨圣诞

四月初一

灵山老母过会

四月初四

文殊菩萨圣诞

六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救世菩萨成仙成道日

七月三十

地藏王菩萨圣诞

八月十五

大王会

九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九月三十

药王神过会

十月初五

救世菩萨普渡众生开舟会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统计

  金仙观庙管会采用委员会制,委员分为常委(共7人,都是男性,详见表2)和普通委员(大约有70人)。庙管会成员平均年龄接近70岁,男性委员占70%,党员占20%。常委由各社两委会推荐,委员是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由常委会和群众推荐确定。

  庙管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八社”体制,但不局限于八社。他们经常自称是“三县、五村、八社”,三县指武功县、杨凌示范区、扶风县,五村指五个行政村:聂村、洛阳、松林(属武功)、陈沟村(属杨凌)、彰召村(属扶风),见图2。

  金仙观的庙管会在管理机构、议事程序、内部管理和庙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首先,庙管会明确金仙观的八社体制是开放的管理体制。80年代初期,关于金仙观,八社之间纷争不已。2001年初杨春茂担任金仙观总领导后,认为八社体制是过去的旧的金仙观管理体制,不允许以八社的名义搞分裂,管委会的成员不强调八社身份。自此,庙管会的管理逐步有序。

  其次,自2002年起,金仙观进一步规范了账务制度,每一笔收入和开支凭票办理。一票三联,会计、出纳和经手人各执一联。支出需要主要领导知晓、会长签字方可报销。2002年以来的收支明细帐全部保留到了现在(2014年)。

  第三,金仙观特别强调团结。八社中董家沟社的代表是董建德,他因与金仙观庙管会其他成员产生严重分歧,就在自己村里建立金仙观的分堂,并立了庙碑。这属于严重的分裂行为。在董家沟分堂成立的当晚,金仙观庙管会派人去把庙碑砸掉了。董建刚死后,该堂处于湮灭状态。在金仙观,原有一德高望重的“马角”,因不满庙管会的管理体制,自己依照金仙观的庙建,在附近村落重盖了一座庙宇。虽然亦有信众,但其影响力远远不如金仙观。问起缘由,群众说,她那是个私人庙。

  在杨春茂领导期间,认为要“打出去”,各村都可以来入社,都来敬神,越多越好。在此思想指导下,杨春茂曾和聂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五顾茅庐”,五次去“八社”外的李运财[43]家请其“出山”, 担任金仙观庙管会副会长。他说:“要把庙搞好,必须请李三(指李运财)来,把李三请来就是把财神爷请来啦”。2003年,李运财就任庙管会副会长后,成为常务副会长,庙中主要事务由其总体负责,杨春茂只做决策工作。2012年杨春茂去世后,由聂村村委会、党支部聘任李运财继任庙管会会长。

五、结语

“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 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 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 这是可以相信的, 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五千年的巨大活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 表达出来”[44]以金仙观为代表的村庙文化的繁荣及其实现逻辑,说明传统文化要在乡村层面真正实现其表达,既需要党和国家在宏观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正确决策,也需要在微观领导和管理层面的协作善治,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才能真正成为活生活的生活文化。

 



[]赵旭东,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达”,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1724

[]徐杰舜 马旭,文化的表达与表达的文化,文化艺术研究, 2011年第1期,3440

[]许锡良,真正的传统文化究竟在哪里?许锡良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5488335.html

 

[]梁鸿,在20149月福建泉州举行的“东亚文都文化传承与发展国际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140915/n404333532.shtml

[]王凤梅,1949- 1978年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山东省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133138

[]陈楚洁 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11/0914/article_25305.html

[] 村庙(Communal Temple)又称社区庙,指民间信仰性质的公共性庙宇。本文将社庙、组庙或民间活动场所都统称村庙,根据甘满堂教授的定义,村庙应大至具备五项条件:(1)有一定建筑面积的公共场所;(2)场所内供奉的神明是社区神(Communal God);(3)在社区中有相对固定的信仰人群;(4)每年都有围绕庙内诸神生日所开展的集体性活动,如聚餐(福餐)、做戏、道场(法会)、割火、游神等;(5)场所内有当地居民自发成立的管理组织。

[]刘益清等,我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达2.6万处,福建日报,201272日,第5

[] 周五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属地管理探索,联谊报,20111124日,http://www.lybs.com.cn/gb/node2/node802/node327031/node387796/userobject15ai5593537.html

[]朱鸿,关中是中国的院子,自序,三秦出版社,2009

[11]周至县志编纂委员会,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http://www.sxsdq.cn/dqzlk/dfz_sxz/zouzhixz/201012/t20101221_295765.htm

[12]政协陕西省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第8号,关于对我省民间信仰规范管理的建议,2013123日,http://ducha.shaanxi.gov.cn/suggest/websit/htmlfiles/tacont/6969.htm

[13]出于保密或隐私的考虑,本文中的部分地名和人名作了掩饰性处理。

[14]引语出自作者两年来(20123—20142月)在金仙观及其周边村落调查的录音资料,下文未经注释的引语来源与此相同。

[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http://edu.people.com.cn/n/2014/0925/c1053-25731131.html

[16]20世纪90年代初,武功县政府以破除迷信为由,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拆庙运动,要将“私建乱建”的庙和“不规范的东西”都拆掉,只要是庙就要被拆除。当时,金仙观还没有一个正式名字,有人叫菩萨庙,有人叫大王庙,有人叫聂村庙,经过村人商议,依据记载聂云霄事迹的《金仙传》,将其命名为“金仙观”,从而巧妙地避免了被拆除。

[17]详见《武功县志》(2001版)中“聂云霄的传说”。

[18]崔炳坤语,2013314日于聂村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崔炳坤,聂村村民,86岁。

[19]董应龙语,2013921日于西安高新区访谈纪录,被访问人:董应龙,金仙观附近董家沟村人,退休教师,75岁。

[20]王三民语,2013115日于聂村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王三民,金仙观附近松林村农民,57岁。

[21]刘道超,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11.2,前言,第2

[22]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 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3

[23]闵富辉语,2013330日于松林村访谈纪录,被访问人:闵富辉,金仙观附近松林村人,退休干部,74

[24]《聂金仙救世传》,“救世祠”民国三十六年印制。

[25]角马又称马角、角子,迷信中指被神灵或鬼怪附体,替神传话的人。每当神魂附体,角马就会进入“忘我”状态,以附体的神灵或鬼怪的身份开始“伐神”,即以一定的曲调说唱,向信众传达神意,大多是劝人向善或警示世人之类。

 

 

[26]取雨活动是金仙观最为隆重的信仰活动。西北地区干旱,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金仙观都要组织人员前往距聂村约四十公里的西观山龙泉寺去取雨,那里被认为是“菩萨爷”当年受灵山老母指派修行的地方。

[27]张三民语,2013719日金仙观庙管会开会发言语。张三民,金仙观附近洛阳村村民,61岁,金仙观庙管会副会长

[28]彭纪年语,20121118日于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彭纪年,金仙观附近彭家底村人,退休干部,中共党员,76

[29]A/B/C村民语,2013722日于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A,佚名,女,70多岁,金仙观附近董家沟村村民;B,佚名,女, 60多岁,聂村村民;C,佚名,女,60岁左右,金仙观附近汤房村人

[30]D村民语,2013312日于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C,佚名,金仙观附近松林村村民,女,50岁左右

[31]闵富辉语,2013330日于松林村访谈纪录,被访问人:闵富辉,金仙观附近松林村人,退休干部,74

[32]申志刚语,2013312日于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申志刚,金仙观附近松林村村民,70岁,金仙观庙管会副会长

[33]E 村民语,201433日于金仙观访谈纪录,被访问人:E,佚名,金仙观附近上营村村民,男,50多岁

[34]在《封神榜》中,云霄被描述为三姐妹中的大姐。

[35]陕西有俗语讲:房子一边盖,庙里全是老太太。

[36]秦腔是源于陕西的地方戏曲,深得陕西人、特别是中老年农民的喜爱。俗语云:三千万人民乱吼秦腔,即讲大多数陕西人都可以哼几句秦腔。

[37]王铭铭,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福建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民俗研究,1999年第4期,1229

[38]这里主要指金仙观所在的武功县政府和武功镇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39]黄权中,男,(1935——),著有《武功觅古榄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0]兼职文保员没有工资或津贴,文管会给其发一张任命书,在逢年过节时不定期慰问一下。

[41]为了得到这张“登记证”,金仙观管委会花了五千块钱进行“公关”,但此证后来被证明是没有进入到政府正规管理系统当中,是一个介乎于真假之间的“登记证”。

[42]虽然金仙观传统的管理体制是“八社管”,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八社中只有聂村、洛阳和松林是成建制的行政权,其他五社或者并入到三大社中,或者只是某一行政权下属的自然权,因此,主要是聂村、洛阳和松林“三大社”的基层组织介入金仙观的领导,又由于金仙观土地归属聂村,因而聂村是“主社”,聂村“两委会”( 村委会和党支部)对金仙观重大事务更具有发言权和实际意义上的决定权。

[43]李运财(1942——)武功县武功镇新寨村人,新寨虽然不属于“八社”,但距离金仙观也很近。与松林村接壤。

[44]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1999.01 文艺研究 47

 

 

年份

收入(元)

支出(元)

2004

114797.10

130376.50

2005

78737.90

91984.10

2006

88147.10

109792.00

2007

145637.30

107607.20

2008

169821.40

225372.20

2009

298309.70

262101.80

2010

244334.30

255836.30

2011

295476.10

247224.10

2012

405738.10

530597.10

2013

412149.60

484351.25

总计

2253148.60

2445242.55

立香年份

    

八社

武功

扶风

杨凌

其他

最大

最小

平均

2004

0

7

6

 

 

1

 

76

43

51

2005

0

29

11

2

3

13

 

70

19

55

2006

 

31

14

11

4

1

1

72

38

63

2007

0

29

25

2

0

2

 

68

40

52

2008

1

10

4

7

0

0

 

72

38

54

2009

2

35

18

16

2

1

 

77

35

52

2010

2

28

12

11

3

3

1

71

40

48

2011

2

17

4

10

0

5

 

80

40

56

2012

2

28

12

4

6

7

1

76

41

62

2013

 

2

 

1

 

1

 

78

60

69

姓名

现任职务

年龄

学历

是否党员

职业

所属村落

服务

年限

 

 

 

李运财

会长

72

小学

退休职工

新寨

10

张三民

副会长

61

初中

牲畜经纪人

洛阳

13

申志刚

副会长

69

初中

退休村支书

松林

13

耿锁成

副会长兼会计

62

初中

退休职工

聂村

13

申健民

出纳

61

初中

代销店店主

松林

13

杨守育

常委

62

小学

农民

彰召(代表扶风)

10

刘代良

常委

62

初中

农民

陈沟(代表杨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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